中法建交50年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了两个台阶，进度并不算快，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实行集权，政策日益保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高敬文教授表示，这是法中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但有关负面因素将不会影响两国的经贸关系。
法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与之建交的西方大国，但高敬文教授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法国不顾美国反对而率先与中国建交，没有因早占先机而得到很多好处，因为法中建交后两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法国没法利用这先机与中国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直至七十年代以后才能恢复关系，而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亦已筹谋与中国建立关系。
而自1964年法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进展不算快速，分别在1997年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再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法国总统奥朗德2013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亦只是订定两国发展关系的优先次序，高敬文解释，这与法国是北约组织成员国有关，而在不少国际问题上，法国与美国看法相近，要发展“多极化外交”，有一定限度，事实上，法国的外交政策至今仍是以欧盟、北约、中东与北非为主；再加上中国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与法国崇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有矛盾，亦将继续影响法中关系的发展。
他续称，中国的对外态度亦会影响中法关系的发展，例如上世界九十年代初期两岸关系紧张，法国支持台湾，并对台售卖武器，便令中法关系停滞不前。而近期中国与日本和韩国关系转趋紧张，便令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心感忧虑，因为中国往往不以国际法处理对外关系，而是会颠倒是非地先占领一个地方，然后反指人家挑战她，法国忧虑这种态度会藉中日韩问题而令亚太地区更加紧张。
而以中国主席习近平掌权后的集权发展，高敬文指，只会是中法关系向前发展的负面因素。他表示，习近平上台后，社会矛盾扩大，中国政府便日益保守，其国内政策能否维持，实在是一个大问号。
加强经贸关系是共识
相对于政治关系，中法之间的经济失衡问题更令法国政府在意。根据纪录，法中建交时，两国双边贸易额为1.1亿美元，而在其后三十年，年贸易额约升至40亿美元，到了2012年，双边贸易额跃升至510.2亿美元；但比贸易额升得更快的是贸易逆差，法国对中国大陆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57亿欧元扩大到2012年的260亿欧元，约占法国对外总贸易逆差的四成；而在2013年的头11个月，法国对华外贸逆差达237.4亿欧元，占同期法国外贸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可说稳坐法国第一大逆差来源国的“宝座”。而巨大逆差的主要成因是法国的对华贸易额甚低，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2年，法国占中国对外出口市场份额的1.27%，仅及德国的四分之一，只是略比意大利高0.27个百分点。
面对巨大逆差，难怪高敬文教授强调，领导人集权的负面因素不会影响中法的经贸关系。他说，中法之间存在外贸逆差，以致法国舆论有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当中尤以平民百姓和经济精英的反应最强烈，所以法国政府更在意的，是如何扩大对华贸易出口，令两国贸易变得更平衡。他形容，抓紧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机会与中国公司建立关系是法国的共识，虽然两国的意识形态有别。他指出，人权问题边缘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形成，故此即使中国的人权问题备受争议，如何与中国保持关系来做生意仍是各国政府须要面对的问题。
他期望，在对华贸易上，欧盟成员国可以更团结地争取，而非竞争，否则只会有利中国。他批评部分成员国只管增加自家货品出口到中国而不愿欧盟指责中国货品倾销的问题。
总的来说，高敬文形容，若以关系良好来排比，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德国应是与中国关系最好的，法国约在第二或第三位。但他也补充，欧盟成员国中，除法国外，只有英、德、意大利、波兰等几个大国有自己的对华或外交政策，其他的，都跟随欧盟政策。
香港：中国与外界的桥梁
香港与法国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交流历史，早在对英的鸦片战争结束后，便已有法国教士来港传道，高敬文形容，香港在了解和进入中国方面均扮演特殊的角色。他指出，香港开通自由，又有法治，污染没中国内地那么严重，空中交通方便，故此不少法国公司到港开设公司，而更重要的，是在港可以收集很多有关中国在政经以至文化方面的消息，帮助外界更好了解中国。
而在香港回归中国后，虽然外交政策归属中国，但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外界仍可在港自由活动，故此香港在民间交往方面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少民间组织或宗教团体会以香港为基地，到中国开展活动。可以说，香港是中共与西方国家的联系点或中间人，让西方与中国有更好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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