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记者杜邦和维隆马里遇刺：十年后所知与疑问

本周四，我们的法广 RFI 同事 Ghislaine Dupont 和 Claude Verlon 在马里北部的基达尔被暗杀事件，已经过去十年。 他们那天正在采访报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一个突击队绑架了他们。不到一小时后，他们在城外处决了。 事件发生十年后，法国的司法调查仍在进行中。 负责此案的预审法官于10月25日接见民事当事人，报告案件审理程序。 据称，调查已经取得了进展，获得案情确定性，但灰色地带仍然存在。

法广记者吉斯兰·杜邦和克洛德·维隆Ghislaine Dupont, Claude Verlon生前照片。 资料照片 © L'association Les amis de Ghislaine & Claude DR

据本台今天报道称，吉斯兰·杜邦和克洛德·维隆遇刺十年后，确定与疑虑并存。在过去的两年里，分析电话技术取得了最显着的进步。 调查人员分析了在绑匪遗弃的车辆中发现的手机中包含的数据：这些所获是经过长期斗争而获得。因为Malitel 运营商最终在 2021 年才将它们传输给法院 ，特别是据此有可能发现一个网络共谋超出了突击队的四名成员和两名赞助商涉案的更大范围。

基达尔居民，包括 MNLA（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当时正在进行独立叛乱）的一名成员，于 2013 年 11 月 2 日或之前几天与恐怖组织突击队成员进行了沟通，因此可以判定此人曾参与绑架案。 其他数量的潜在同谋仍有待确定。 请记住，吉斯莱恩·杜邦和克洛德·维隆是在 MNLA 一位高官家中采访完他后就被绑架，然后被枪杀。

事件发生十年后，只有一名所称的突击队成员和一名赞助商还活着。所以说，他们一定涉案。 与吉斯兰·杜邦和克洛德·维隆关系密切的人曾多次对法国军队在马里反恐行动中“消灭”某些主角表示遗憾，他们希望最后的“幸存者”有一天能够能够接受司法机关的约谈。

但法国与马里过渡当局之间的外交破裂使事情变调查得更加复杂：两国之间的司法合作现已完全暂停。法国 法官不可能去马里希望得到马里司法系统的任何支持或分享信息。 与阿尔及利亚也没有司法合作，而阿尔及利亚的电话号码也有待确定。

然而，最近取得了显着的进步：负责此案的调查法官 Jean-Marc Herbaut 和 Olivier Dubois 于 9 月举行了听证会。 这名记者在马里北部被基地组织扣为人质两年后于去年三月获释。 奥利维尔·杜波依斯获释前不久，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吉尼姆和基地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塞丹·阿格·希塔(Seidane Ag Hitta)进行了交谈，希塔承认亲自下令绑架了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隆。

塞丹·阿格·希塔这位圣战领导人所提供的事件版本证实，绑匪的车辆在基达尔城镇外抛锚了。 据塞丹·阿格·希塔 所说，突击队绑架成员随后希望尽快步行逃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被追击”。

律师Maître Marie Dosé 在 10 月 30 日吉斯兰·杜邦和克洛德·维隆之友协会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奥利维尔·杜布瓦在调查法官的听证会上报告的希塔 Seidane Ag Hitta 涉案的情况。 这个方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来自于一名被劫持为人质的关于圣战领袖的证词。 塞丹·阿格·希塔还声称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隆不会听从，因此突击队成员决定处决他们。

在 RFI 于 2019 年披露后，法国士兵，特别是当时驻扎在基达尔的特种部队，参与了追捕绑匪的行动，而法国当局的官方版本中从未提及这一点。调查法官采访了几名士兵。 从那时起，法国军队当天的行动不再构成预审法官的首选证询内容。

关于是否有一架法国直升机追赶绑匪车辆的问题仍然存在：从第一天起，包括法国军方在内的多个消息来源就提到了这架直升机的存在，但它永远不会被正式公布交叉接受调查。

另一个尚未解答的主要问题：时间表不一致。 2013年11月2日，在法军正式发现法广两名记者遗体之前，吉斯兰·杜邦和克洛德·维隆死亡的消息就开始流传。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信息能够解释这一点。

十年来，包括去年在内，大量“秘密辩护”文件被解密，以供司法调查之用。 有些使文件取得真正的进展成为可能，另一些则过于“编辑”：整个段落被删除使它们无法被司法使用。

民事当事人继续提出新的解密请求。

在接受 RFI 记者非正式、未记录的采访时，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和法国前对外情报部门负责人伯纳德·巴约莱分别于 2013 年和 2018 年谈到了突击队一名成员与一名所谓赞助商之间的电话交谈2013年11月2日被西方情报部门截获。

据称，在这次听证会上，赞助商指责调查者“浪费了证物”。 然而，在法官面前，奥朗德和伯纳德·巴约莱均否认曾提及此次听证会。 该听证会真的存在吗？ 是否属于“国家保密”范围？ 它能让我们了解更多吗？

最后，四年前，调查法官要求联合国提供一些文件，特别是马里蓝盔部队在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基达尔拍摄的照片。 从那时起，这一请求一直没有得到答复：法官根本没有收到联合国的答复。 这引起了民事当事人的惊讶和愤怒，他们指出这些照片对于交叉核对其他信息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对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隆周围实施的监视的信息。

事件发生十年后，那些与吉斯兰·杜邦和克劳德·维隆案件涉案关系密切的人因此被确定，但也留下了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