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瓶颈在那里？

日中两国政府计划于12月7日至9日在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围绕海洋问题展开广泛对话的第四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目前已进入最终协调阶段。日中两国在2012年1月建立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并于同年5月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了首轮磋商，但两国关系过后却因海上主权争端与历史问题而急剧降温。

中国指责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东海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国有化”，日本则指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声索缺乏历史依据，企图凭军事威胁挑战日本对钓鱼岛的治权。

为此中国作为报复措施，在2013年底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覆盖与日本有主权争议的地区，引发了日本与美国等的抗议。

双方磋商陷入中断以来，两国在东海海空域的冲突与意外也不断增加。2013年1月30日发生中国大陆军舰以火控雷达照射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事件；2014年5月24日，日中军机异常接近，6月又再度发生此类事件。

据悉，日本原首相福田康夫2014年6月密访北京，通过一系列的接触，确信习近平已向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及外长王毅等发出了重建包括日本在内的近邻外交的指示，7月28日福田再飞北京，给习近平带去了安倍的口信：“一起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吧，首先首脑会谈是重要的，这事不能靠美国”，这也为以后的日中“四项共识”的关键---建立钓鱼岛等东海区域的危机管理机制打下了基础。

习近平对此深表理解，他说：“我非常理解”，对安倍的姿态做出高度评价。

这样，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于2014年9月23日至24日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第二次磋商。中国首席代表、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与日本首席代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下川真树太分别率团与会。

新华社引述外交部声明称：“双方就东海有关问题及海上合作交换了意见，并原则同意重新启动中日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磋商。”

而在今年1月22日，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第三轮磋商全体会议及工作组会议在日本横滨市举行。中方首席代表、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与日方首席代表、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下川真树太分别率团与会。 双方同意争取早日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并就此进行磋商；中国海警局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同意建立双方总部之间的对话窗口，并尽快讨论进一步合作的方式；双方同意在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框架下，加强海洋政策及海洋法对话。
据说，按日中谈判结果，双方在各自海岸起200海里以内的经济海域、公海、防空识别区范围内运用海上联络机制，但各自主张的领海、领空不在机制运用范围内。

但是，据日本《读卖新闻》10月5日报道，日本提出的第四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方案同意领海、领空不在联络机制范围，但仍然主张在冲绳  钓鱼岛海域实行这一机制，最终方案遭到中方拒绝。

由此可见，双方有关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的瓶颈还在于钓鱼岛的“名分”，如果按照双方同意的领海、领空不在机制范围进行谈判，那么钓鱼岛就不在这个机制之内。如果中国答应了其他的领海、领空不在此机制之内，钓鱼岛却在机制之内，等于承认了钓鱼岛不在中国的领海领空之内，这样中国就会失去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大义名分。当然同理对日本也是一样，但是日本现在实际控制着钓鱼岛，不太意名分上的矛盾，而更重视实际，日本希望避免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肢体冲突，希望用这个机制牵制中国，不像中国更重视名分。

另外，关于专属经济区的划定问题，也将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重点。
今年7月，日本公开了中国油气田开采设施照片，照片显示：中方在东海日中中间线中方一侧建造了16处钻井平台，其中8处已确认出现开采天然气时产生的火焰。

在这些设施成为军事据点的可能性令人担忧的背景下，在北京举行的磋商中，日方拟主张中方违反2008年6月关于油气田开发的日中协议进行单方面开发，从而要求其停止相关作业。

另外,据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资料，中国的海洋调查船进入今年以来，在日本认定的专属经济水域内没经过事先通报或在与通报区域不同的区域实行调查活动22次，这样的活动2011年为8次；2012年年3次；2013年为7次；2014年为9次，今年的活动次数首次上升为两次。

但是，日中有关专属经济区的划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关于东海划界，日方主张用“中间线原则”，而中方则主张按“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这也是日中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所面临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