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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鹊》——一部讲述人生和青春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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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摄影家海清 在一年的时间里,将摄影机对准了三个年龄都是23 岁,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女孩,最后剪辑成了一部长50分钟的影片,《喜鹊》,被法国公营电视台参议院台从众多的片子中选中播放。实际上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纪录片,因为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故事情节,摄影机用素描的形势记录下三个女孩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的生活。 

影片《喜鹊》
影片《喜鹊》 Elisa Hab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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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孩中,只有唐琪是地道的北京人,她在父母离异后,和母亲住在一起,能讲流利的英语,影片记录了她找工作,以及顺利地被地中海俱乐部聘用,到印度尼西亚的巴里岛工作的过程,在一年的时间里,她从影片开头对前途感到迷茫和没有把握到一年后成为一个充满自信女孩的过程令人惊讶和感慨。

另外两个女孩,一个在北京上学,一个来北京找工作。

雷双梅来自湖南农村,她是一家人的希望,父母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她出国留学,然后有一个好的工作,但这个外形和性格都十分洒脱的女孩最大的愿望却是和男朋友生活在一起,但这当然是违背家人的意愿的计划。她孤独地在英国求学的过程中,唯一的乐趣就是和男朋友通过WEBCAM进行对话交流。两人简单而又真挚的爱情故事打动观众的心。

王朦来自湖北武汉,她从小失去母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从十六岁起就开始打工,在北京这样人才济济的环境里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对他当然不是简单的事,但她不懈的努力最后还是有了满意的结局。

导演海清(Elisa Haberer)是一个专业摄影师,透过摄影镜头,她想展示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扮演社会角色的同时如何找到自我这个看似矛盾的议题,“人”是她关注的焦点。

清首先她介绍了拍摄这部片子的原因 :

海清: 我是从2010年开始有这个想法的。当时我住在北京,因为我的职业是摄影师,所以就很幸运地在中国做了不少旅行,接触到了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在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更广义上讲,就是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而西方对他们的生活了解又很少。所以,我的本意不是关注中国的极端面,尽管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强国,而且中国还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而我想关注的是真正的中国。

法广:影片中的三个女主人公,除了年纪以外,她们的家庭,经济和个性都截然不同,您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的?

海清 : 当拍摄的计划在脑子里成型以后,我就很清楚要找三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做为拍摄对象。我在社交网站和博客上登了找演员的广告,也让朋友们互相转告,我要找的人是年龄介于20-30岁之间住在北京的女人,因为这是人生最关键的十年。

实际上,这个计划是一个挑战,我当时对结果完全没有把握。前后共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做各项准备工作,我和很多人见了面,比如王朦,我很晚才见到她,她当时只是告诉我她在找工作,和母亲住在一起。唐琪也是一样的,她当时刚到北京,我的想法就是陪着她一起在北京找一份工作,安顿下来,开始在北京的新生活。

雷双梅的情况不同,因为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大学生,她和自己的男朋友很相爱,但是他的家庭帮她办了去国外留学的手续。

所以,可以说我最初并没有拍摄的脚本,事情是一点点发展下来的,比方说,我没有计划和王朦拍摄这个或者那个场景,在拍摄的过程中,要说服她们接受摄影机,与别人一起分享她们的生活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和女孩子们见了很多次面,有时候我拿着摄影机,有时候不拿,有时侯摄影机开着,有时候关着。影片就这样一点点有了眉目,她们的生活一点点展现了出来,所以才有了《喜鹊》这部影片。

所以,三个女孩都有23岁完全是一个巧合。

法广:在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她们向你解释自己对生活的困惑吗?因为在影片中有时候可以听到她们就一些问题征求您的意见?她们在生活中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海清:让我感兴趣的一点也是她们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要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中国社会竞争十分激烈,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他们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也特别希望能有发言权,解释自己究竟是谁。对我来说,这也是地球上所有人存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作为个人,一方面,我们在社会上是谁,另一方面,我们个人究竟又是谁。

通过对话,让她们表达出自己的疑虑和问题,以及她们在生活中的真实愿望。而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她们有很多理想,很多梦想,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年轻人身上的优点之一,但是她们很快就会受到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的禁锢。

法广:在拍摄的过程中,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三个女孩受到的来自家庭的压力呢?

海清:是的,这三个女孩的家庭都受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我认为这几个女孩和中国其他的年轻人一样都受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家庭寄予下一代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够改变家庭的社会地位,当然,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家庭会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比如雷双梅,她的家庭安排她到英国读书,事实上,一些家长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孩子们提供条件让他们改变社会地位,所以,这些孩子当然都有必须成功的压力。
这部纪录片有点像一本日记,她们逐渐对镜头产生了信任感,当然我和她们之间有一定的信任的关系。 而最困难的就是要明确这种关系,我不是她们的姐姐,我也不是陌生人,所以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她们有时候也会向我提出一些问题,但她们也知道我可能也并不会回答她们。但我不能否认摄影机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法广:在中国和欧洲一样,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大的就是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您感觉到的中国和法国年轻人应对的方式有什么不同点?

海清:我的感觉是,中国年轻人对生活理想的追求欲望超过法国年轻人,。这并不是说法国年轻人没有理想,而是和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有关,因为法国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她们从小就听家长提到危机的难处,因此他们对危机的意识感比中国年轻人强。
但在影片里,唐琪就不同,因为她之前经历过困难生活,她没有上过大学,从16岁就开始工作,所以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所有人的情况。

但有一点很明确的是,法国和中国的年轻人都有很多想法,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也努力寻找如何成为一个社会个体。

在中国我也感觉到中国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与法国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父母保护孩子,我不太喜欢用“不成熟“”幼稚“这些含有一点贬义的词来形容这种关系,但让我感到很震惊的是,中国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超过法国年轻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力量。

比如说王朦,她在影片的开头显得很天真幼稚,但是后来我看到她的进步和发展的过程,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却又显得很成熟,这是和令我震惊的表现。

法广:影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

海清:拍摄过程分几个阶段,从2010年开始筹备开机,一致持续到2011年五月份。

法广:也就是说,拍摄的时候她们有23岁,现在已经26岁了,她们现在好吗?

海清:非常好。影片结束的时候,她们都离开了北京,但离开后,生活还继续。

唐琪在影片结尾是离开了北京,因为她在北京遇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所以决定回老家去,但她后来又回到了北京,还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可以说她现在情况很好。

雷双梅在英国成功地拿到了学位,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要和男朋友在一起生活,她现在也在北京,而他的男朋友回到重庆去工作。

王朦后来也回到了北京,在影片里我们看到她得到了一个去印尼巴厘岛工作的机会,后来她还去了日本,而她离婚的父母在她去印尼的时候在机场见了一次面后,又重新建立了关系,这也是故事很美好的一面,他们现在又重新生活在一起了。王矇现在回到北京和她的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现在在一个幼儿园里当老师。

法广:为什么选《喜鹊》这个片名呢?

海清:喜鹊能带来好运有双重含义,首先就是当一个人处于生活的转折点上时,要么是自己希望变化,要么是被迫改变是,当然就会出现一些变数,我们当然希望事情朝好的方面发展,世界上她们三个人在影片中都提到了运气这个词。

另外就是雷双眉在影片中提到了喜鹊这个词,她对我讲起了这种鸟,说希望喜鹊能给她带来好运。
而王朦手里总是有一个硬币,她认为这个硬币能给她带来好运。

所以可以说运气总是不断出现。因此就选了喜鹊这给片名。

感谢海清接受法广专访。

相关链接:《喜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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