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决不缺席的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著名作家牧惠于2004年6月8日猝然去世。值此十周年忌辰之际，转发旅法作家、记者安琪为牧惠遗著『“红旗”十年』（明镜出版社）所写的序言及牧惠两篇遗作。其中，『1981年《苦戀》事件前後』选自『红旗十年』。另一篇『站立的姿势  读安琪《痛苦的民主》有感』，主要想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总结天安门的经验和教训”。

作家牧惠 安琪摄于1994

牧惠  决不缺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安琪

在北京沙滩后街《求是》（原《红旗》）杂志社宅院的一个寓所里，有一间名为“且闲斋”的书房。斋主牧惠先生在这间面积不足14平方米的空间里，度过了他生前最辉煌的笔耕生涯。

作为中国大陆最优秀的杂文家，牧惠一生勤勉，“耍笔”生涯六十载，谈古论今，针砭时弊，为 民呼，与民喊，“辣手著文章”。1988年离休后，更是离而不休，笔耕不辍，平均每年发表或出版二十余万字的作品，共出版了杂文集三十余种。其文“语透纸 背”，正义彰显，道尽人间沧桑。

牧惠先生2003年1月出版的回忆录散文专集《耍水耍枪耍笔》，记述了他如何从一个老大学生，成了一个“玩枪”出身的老共产党员。之后又成了一个在原《红旗》杂志社任政文部主任的“笔杆子”――这个过程正是他一生的真实概括。

牧惠做人本真，待人诚挚，一生不懈地追求真理。文革期间在长达八年的“牛棚”里，他有许多 思考和反省。在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他一直活跃在“前台”。当时在他那“红旗” 这个头号“党刊”的头衔前迟疑和戒备过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了他的好朋友。有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和那些极左的保守派不是一回事。

八十年代末的1987年，牧惠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与当时任《当代杂文选粹》的主编严秀一起促成了轰动一时的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的出版发行，一个月就发行了90万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八九学运中，牧惠立场鲜明地支持学运，参加当时首都知识分子纪念胡耀邦活动和声援学运的活动。“六四”屠杀后他写杂文痛心疾首地批判这种倒行逆施。至此，这个“笔杆子”成了鲁迅式的“投枪”、“匕首”。为此，著名漫画家廖冰兄为他做了一幅漫画及打油诗，诗曰：

京城爬格莫嚣张，
休碰“中流”八九枪；
若到广东牙刷刷，
“语丝”一喷更遭殃。

“六四”枪声过后，整个中国陷入一种交织着悲情、愤懑与恐怖的沉寂之中。在这种情形下，牧惠先是被召回单位“讲清楚”，后勒令回家“闭门思过”。「“红旗”十年」就是在这种投稿无门，只有“思过”的过程中完成的。

作者以自己在中国头号党刊《红旗》工作的亲历，详叙了整个八十年代冲击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事 件的发端，以及《红旗》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其中对一些大事件的记录，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勾勒了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斗争脉络，读来令人深思。 其所揭示的那盘根错节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那无所不在的共产党文化在某些人的“灵魂深处”所爆发的“革命”及其对思想的侵蚀，翻开了八十年代邓小 平所谓改革开放的“另一面”，这就是雷打不动的共产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掌控下的意识形态。在这个前提下，就有了整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和“反自由化”的交 替进行，就有了当所谓的自由化热潮超过了当局所容忍的限度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用“枪杆子”镇压那仅仅处于“诉求”中的民主。

九十年代以来，走出幻想的牧惠，面对政治腐败和社会不公，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地用自己的行动发出 “不应缺席”的呼声。这一时期，他和他的同道们以大量的杂文和历史随笔，声张正义，重新开启了中国当代“杂文时代”的景观。

1997年，牧惠推动促成了韦君宜的晚年回忆录《思痛录》的出版。这本书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深刻忏悔和反思，有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 被大陆思想界誉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绝唱”（丁东语）。

1999年牧惠为被冤杀的郑州村民曹海鑫声援。并与戴煌、邵燕祥等十名知识分子联名控诉这 种非正义的行为。大陆学者傅国涌评价说：“面对血淋淋的事实，他们没有不著边际的高谈阔论，没有子虚乌有、不知所云的理论，而是发出了‘我控诉’的声音。 这是上个世纪末的一次怒吼，也必将继续感动著、激励著后来的人们。”

牧惠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2004年初，牧惠读到陈桂棣、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 调查》一书后，马上写了“不应缺席”一文发表看法辩论，重叙了当年他在农村的情况及愧疚。他愤怒地直言说：“老实说，这些人的横行霸道，比土改中斗争的地 主恶霸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是不是还得来一次民主改革？”

同年， 他在“夹边沟证词”一文中说：“《告别夹边沟》（杨显惠著）让我们更明晰地看出，劳教是一种惩罚好人、纵容坏官的制度，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保留它。”

2004年6月8日，牧惠在写作中猝然逝世。他的一生，正如其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先生所说，是 “寻求真理的一生，他的笔墨记录了他对真理的探索。”

牧惠生前委托友人在他身后出版这本《“红旗”十年》。在此，特别致意并感谢何频先生和明镜出版社对此书的厚爱。

2007年6月于巴黎三昧聊斋

两篇牧惠遗作：

牧惠：1981年《苦戀》事件前後

1977年3月，經過十年折騰，我終於得到重新工作的機會。儘管當時“四人幫”已被粉碎， 鄧力群曾向擔任《紅旗》雜誌總編輯的王殊建議把留在幹校等待分配工作的其實可起骨幹作用的十幾個理論幹部，吸收到《紅旗》編輯部，王殊仍然堅決拒絕使用這 批在“文革”中被審查過的“有問題”的人。負責管理我們的軍代表（27軍派來的王藝高等人）又仍然堅決執行姚文元被捕前的“指示”：這批人既不准留在北 京，還不得集體分到一個地方。於是，在王匡和張根生等廣東老同志的幫助下，我回到1961年從那裡調來的廣州，先在省委理論小組（它的前身就是“文革”中 的大批判組）、後在《學術研究》編輯部工作。

此時的廣東已不是60年代的廣東，正如此時的中國遠非“文革”前的中國。前大批判組的理論 小組，除了個別有理論良心的一般幹部外，掌實權的大都是梁效式人物。他們那種要什麼有什麼唯獨沒有馬克思主義良心和與人為善態度的秉性難移，固然不在話 下；即使是《學術研究》編輯部，我當主編，那頂頭上司也仍是“左”性難改的批鄧英雄。在他們看來，“文革”固然也有一些爛污，但總得“一分為二”。象我這 樣在“文革”中有“錯誤”被批鬥的人，更有一個“正確對待”的政治態度問題，絕對不能重用。偶爾不小心無意碰中有關他們在“文革”中的醜聞（偏偏這類醜聞 又多得車載斗量），必遭白眼。看來，要在這樣的地方混下去，實在不易。

這時，從北京方面傳來訊息：《紅旗》雜誌編輯部正在設法搜尋被流放到各處的骨幹。1980 年春天，文藝部副主任柯藍夫婦來穗，又專門為此事登門拜訪了我。經過我們一番活動，廣東方面同意以“落實幹部政策”為理由放人。同年5月，我隻身飛回北 京。經過半年多搓排球，年底我終於得到正式調令，馬上回廣州搬家。

我一家是1981年元月2日一早到的北京。柯藍到車站接我。因為元旦放假，機關沒給車。在出租汽車裡，柯藍迫不及待地告訴我：風雲有變，中央工作會議要反右了，《天雲山傳奇》被否決了。

這消息並不全屬意外。我離京回穗之際，已經不止一次聽說到文藝界的“問題”。顧爾鐔的“突 破”問題就是比較引人注目的一個。就文論文，顧爾鐔那篇文章說不上有什麼出格。問題出在“摘要”上：那些專門負責搜羅“錯誤言論”的“哨兵”們把顧爾鐔的 原文斷章取義地歪曲了。據曾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的丁振海事後告訴，他和陳湧當時都不以這篇“摘要”為然；但是，那些以整人為樂的人如此這般地上報了，又有 誰去查對更正一下呢？那結果只能是無辜的顧爾鐔被撤職。我很熟悉這批“哨兵”，他們就是在“文革”中批鬥我們的主力，那種上綱上線的本領，有“鐵嘴”的盛 譽。文藝界的命運掌握在這樣一批擅於豆腐裡挑骨頭的人手裡，哪能有什麼安樂的日子好過？柯藍的話，我信；但是，我又半信半疑。半年多的接觸，我對此人有了 初步的瞭解。此人當文藝部副主任（當時沒有部主任，因為中組部不同意柯藍當主任）簡直可以說是一個誤會，他既不懂文藝理論，幾乎沒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又缺 乏組織能力，還在外面攬了不少差使。因此，文藝部的工作，他幾乎等於甩手，全壓在我肩上；但又唯恐我奪權，時不時又通過各種手段加以限制，讓別人來掣肘， 這就反而添亂。他限制我的辦法之一往往是以正統者自居而咬定我“右”，經常從這邊添油加醋地向我敲警鐘，向領導表明他的領導權不可或缺。因此，對他這番 話，我當然得打折扣。

後來我讀到有關文件，發覺柯藍果然是“各取所需”。中央工作會議中，鄧小平的講話反覆說明 文藝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然後才談到切實有效地糾正思想混亂狀況的必要性。柯藍之所以斷章取義地闡釋中央工作會議精神，除了他的 “左”的習慣勢力在起作用之外，還夾雜著個人的因素。前不久，文藝部的全體工作人員看過電影《天雲山傳奇》，都認為是一部難得的好片子，應當宣傳。只有柯 藍一人持異議。他的理由是，此片吹捧右派，豈能推薦？在柯藍看來，右派就是右派，即使改正了，也仍然是如同“摘帽右派”一樣，只能稱“改正右派”或曰“五 七戰士”。這是很可笑的、不值一駁的偏見。但持這種偏見的何止柯藍一人？既然無法統一，矛盾就上交到總編輯熊復那裡。熊復同意大多數人要求評介《天雲山傳 奇》的意見，只有一點保留：那位老幹部吳遙寫得不好。反右擴大化，是我們黨犯了錯誤，不應當用吳遙的品質來解釋。因此，電影的深度顯得不夠。熊復的意見我 們認為可以接受，因此同意按他的觀點物色寫影評的人選。事情正在進行，文藝界的氣候突然起了變化，誰也說不清《天雲山傳奇》是好是孬，影評告吹，柯藍變成 正確一方，他當然樂於大肆宣傳。

文藝剛剛從極“左”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不久，開始出現了一些好作品，卻又一連串地出現這種 那種來自行政方面的干涉和指責，大家的思想抵觸可以想見。顧爾鐔事件更是一種謊報軍情的冤假錯案，影響所及當然不止顧爾鐔一個人，而是使人們產生一種隨時 都有可能被“哨兵”亂開槍而一命嗚呼的極不安全感。因此，對於如何看文藝界的成績與缺點，文藝界乃至整個宣傳戰線分歧很大。為此，中央宣傳部召開了一個學 習和討論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文藝界骨幹座談會。我同柯藍代表《紅旗》文藝部參加這次有一百多人的會議。會上，兩種意見交鋒非常鮮明，也沒有什麼顧忌。林黙 涵力主反右，主要論點是“成績不講跑不掉，缺點不講不得了”。黃鋼則照例帶來一大夾港台剪報資料，逐件介紹敵人如何為我們文藝創作中的問題拍手叫好，從而 證明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站在相反一方面的同志佔多數，其中包括後來也力主反“右”的例如陳湧、趙尋、鄭伯農等人，他們都強調應當充分肯定這幾年 來我們好不容易才取得的成績，千萬不能重複過去由於對形勢估計不當而大整文藝界的錯誤。朱子奇針對林黙涵講的“我們應當接受波蘭鬧事”的教訓這一點指出， 波蘭鬧事的原因不是對知識分子右了，而是領導幹部特殊化、不民主、嚴重地脫離群眾。

在會議進程中，中宣部文藝局長李英敏給柯藍出了個難題：作為《紅旗》文藝部的頭頭，他理當 發言。柯藍本來是傾向“左”；但是，會議的聲勢卻是大力反“左”，他該如何是好？他徵求我的意見。我的態度很明確：不能同意黃鋼那一套。文藝界好容易才緩 過勁來，經不起再拆騰了。我還建議他談談顧爾鐔的冤案和當時對一些作品無限上綱的不公正指責，主張《紅旗》絕不幹這類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大慨是大勢所 趨，儘管他沒有全接受我的觀點，仍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講了一番要充分肯定文藝界成績的話。這一來，反對反“右”的某些人如鄭伯農聽了後很不滿意，不指 名地批評了他那種模棱兩可的折中調和態度。後來我才曉得，柯藍這番發言經歷的思想鬥爭遠比我見到的要複雜得多：在此之前，黃鋼正拉他合夥為《苦戀》一事給 中央紀檢會聯名寫告狀信呢！

在會上，《苦戀》也即是影片《太陽和人》的問題很快就成為熱門中心。因為傳說鄧小平批評了 這部影片，曾經支持過《太陽和人》的同志被批評而且不得不程度不同地做了自我批評，一致認為這部片子存在著缺點和錯誤。但是，要不要公開批判這部片子，如 要，又怎樣批評法，會上有未盡相同的看法，都希望中央能拿出個主意來。會議中，4月初某天，中宣部副部長賀敬之在會上正式傳達了鄧小平3月27日同解放軍 總政治部領導同志談話的七條要點。原先大家都知道，鄧小平這次談話講的是八條，而現在傳達時卻少了一條，也即是刪去對《太陽和人》要批判這一條。賀敬之傳 達時特地聲明：這是經中央書記處最後審定的稿子，過去傳出去的不是定稿，一切以此為準。這無異於給到會者宣佈：批判《太陽和人》的意見收回了。接著，文化 部代部長周巍峙在大會發言中談到，胡喬木認為《太陽和人》有缺點錯誤，但可以修改。有關部門已經把編劇、導演找來北京，正在研究如何修改云云。人們得出的 印象是：白樺和《太陽和人》的厄運已成過去。

但是，周巍峙發言後三天的4月20日，《解放軍報》卻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批判《苦戀》的大文章。跟著，黃鋼的《時代的報告》雜誌批《苦戀》（並附有《苦戀》全文）的號外在街上以聳人聽聞的宣傳方式叫賣，《北京日報》又發表了何洛批《苦戀》的文章。
這種出爾反爾的離奇做法，理所當然地引起極強烈的反響。這幾天，大會發言轉為小組討論。我 和柯藍被編在作協小組，同組的有艾青、陳企霞、韋君宜、泰兆陽等老作家。這天剛坐下，也不記得誰帶頭，都一致譴責“兩報一刊”（（《解放軍報》、《北京日 報》和《時代的報告》）的做法。他們說，人們在無軌電車上議論說：就要抓右派了，1957年那一套又要重演了。有人說，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的人都在臭罵何 洛無恥。有人說，“四人幫”那一套又來了，《解放軍報》的文章“左”得出奇，其水平之低，臉皮之厚，手段之劣，只能讓人想到是姚文元的手筆！有人說，《解 放軍報》故意違反中央的決定，用突然襲擊的手段拋出這篇評論員文章，是有意將中央的軍。有人提出應當允許發表駁斥這些大批判文字的文章，絕不能讓軍報搞一 言堂，當審判官。秦兆陽的話我印象最深：當年挑動武鬥的人，今天又來挑動群眾鬥群眾了！一片討伐聲，從來沒有停息過，一直到該吃飯了才宣佈暫停，作家們仍 臭罵著離開沙灘大院。激烈的程度，我從未見過。

由於在會上挨了鄭伯農一悶棍，柯藍不肯參加這個小組會，《紅旗》就只我一人當代表。我當然 同意作家們的觀點，覺得情況非常重要，應當馬上把作家的情緒告訴柯藍，研究我們的做法。因為熊復已向《解放軍報》的姚遠方約了批《苦戀》的文章。在這種情 況下，似乎有必要考慮發表它會不會犯眾怒。

找不到柯藍，我直接找到當時的第一副總編江雲。這位江雲同編輯工作也是毫不沾邊的行政官員，他當然拿不定主意；但是，還算不錯，他非常重視這個情況，告訴我：“你馬上要車子，找到柯藍，到西山向熊復彙報，由他定奪。”

熊復準備去南斯拉夫訪問，正在西山八大處休息待發。我把上午會議上作家的強烈情緒向他作了彙報，並鄭重地提出：希望領導上考慮，是否不要在這一期刊物發表姚遠方的文章。否則，我耽心會引起強烈的反效果。

熊複用心地聽完我的話，深思了好一陣，然後問柯藍：“你有沒有徵求過周揚的意見？”周揚那時是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

“沒有來得及。”
“連周揚的意見都不知道，我怎麼好做出決定呢？”

熊復的態度很微妙。他本人本來有權力也有責任作出有關的決定，卻硬要我們去徵求當時已不大 管事的周揚（具體管事的是賀敬之）的意見，這實際上是另一種方式的搓排球法。但是，我們只好服從。進城後，柯藍打電話找周揚，我則就近去找住在寬街的書記 處政研室陳湧，一位我很尊敬的、正派的老同志。儘管後來他變得有點“僵”，但我一直不改變對他這種尊敬之情  人就是這樣複雜的動物。

陳湧對《解放軍報》特別是對《時代的報告》的做法很反感。他認為黃鋼最壞之處在以“批判” 的名義下實際上靠大量翻印《苦戀》而賺大錢。這種賺錢妙法，在那時確有創新的味道。讀者買的，並不是黃鋼的批判文章，而是白樺的《苦戀》，黃鋼當然用不著 給白樺半個錢的稿費。陳湧笑著說：

“我也買了兩份，也給他賺了幾毛錢！”

他不主張《紅旗》湊這份熱鬧。他認為《解放軍報》的做法不正常，造成已成事實，“將”中央的軍，而且不得人心。

但是，當我回到編輯部打算把這些情況反映的時候，熊復的決定已經下達了：文章照發。據說這是姚遠方那邊來的消息：中宣部肯定了《解放軍報》的文章。
於是，我幹了一件從1961年調到《紅旗》雜誌社以來頭一次打破常規的事：姚遠方文章的原 稿直發大廠，用最快的速度簽字付印。如果按老規矩，稿子得在小廠排出來，經過編輯（有時還加上作者或其他顧問）審定和仔細修改之後，才送大廠排印。但是， 這時別的稿子已經排好，再這樣按部就班已來不及了。為了重視此事，我被指定為責任編輯。

二

姚遠方文章的題目原來是《不要玷辱祖國――我們的父母之邦！》副題是《〈苦戀〉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愛國心》。後來改題為《〈苦戀〉與知識分子的愛國心》，署名“遠方”，發表於1981年第9期。

作為編輯，我當然無權拒絕發表這篇總編輯命令趕緊發表的文字。我能做到的，只是力求盡職權 範圍可能抺掉一些太厲害的字眼和由於匆忙趕寫而出現的某些明顯的錯誤。例如其中有一句“我好容易借到一本（《苦戀》）看了，簡直看不下去”，這種不實事求 是的貶損，貌似立場堅定，實則必會引起讀者的反感，我們把它改得緩和些。有一個地方竟用了“港澳僑胞”一詞，如不改將會是一個政治錯誤。但是，我們能夠做 的僅僅只是如此而已！在我看來，雖然比黃鋼那類文章稍強，這篇用知識分子對話形式寫出、題目又是“傷害了知識分子的愛國心”的文章，其結果只能是真正傷害 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的感情。它的中心論點，不外乎就是後來有人津津樂道的“娘打兒子”論。

白樺是一位勤奮而且值得肯定的作家。在同“四人幫”鬥爭中，他有過特殊的貢獻。“四人幫” 被揪出後，他發表了不少高質量的作品，贏得廣大的讀者。如果不懷偏見，當可以看出，《苦戀》的重點是揭露、控訴“文革”中“四人幫”的滔天罪行，引導人們 去探求這場浩劫得以產生的社會原因――極“左”分子們戀戀不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現代迷信。其時離粉碎“四人幫”不久，要完成這樣艱鉅複雜的任務，不可能沒 有缺點乃至失誤。如果站在人民大眾反“四人幫”、反“文革”、反極“左”的立場，平心靜氣地分析它的得失正誤，對社會主義文藝的繁榮當然是好事。遺憾的 是，身為《解放軍報》社長的姚遠方並沒有這種出發點，他的文章同他主持的那份報紙發出的很難不是同一腔調的噪音。

遠方也不能不承認，在林彪“四人幫”作惡的日子，知識分子受了許多苦；但是，他不准人們控 訴林彪、“四人幫”搞的“文革”給知識分子帶來的這些苦難，而認為應當“正確對待”：“我們知識分子雖然受到不同程度的磨難，但我們的愛國心，應該象白玉 那樣沒有一點瑕疵”。這是奇怪然而又並不太奇怪的邏輯：儘管是林彪、“四人幫”作的惡，但那是“娘”，或是“娘”的代表、替身，做兒子的就不得控訴！控訴 了，就不是控訴林彪、“四人幫”，而是反襯祖國、社會主義祖國如何不可愛，祖國如何不愛他。遠方甚至說：看了劇本，不能不使人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不如 國民黨，新中國不如舊中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中國不如外國。多麼可怕的判決！白樺不該斃了嗎！？至少也得全盤否定吧？這種判決書式的大批判，完全是 “文革”那一套，同正經的文藝評論有什麼相干？

遠方還舉出“你愛祖國，祖國愛你嗎？”（按：這裡有歪曲，劇本的原話是：“您愛我們這個國 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這句話說，根本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愛國“應該是無條件的”。他以方志敏為例說，方志敏被殺害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 寫下了《可愛的中國》。同樣，十年浩劫，正直的知識分子受到種種迫害卻毫無怨言。如此等等。這裡，首先在邏輯上陷入混亂：殺害方志敏的是國民黨反動派，與 祖國何關？相反，十年浩劫中被迫害甚至死於非命的知識分子，卻是讓林彪之流強加上叛徒、特務之類帽子、用祖國的名義來進行的！這就是《苦戀》中指的“這個 國家”即林彪和他們的鷹犬橫行霸道的法西斯專政，怎能同抽象的“祖國”混為一談呢？對林彪、“四人幫”法西斯統治下種種暴行（有的遠遠超過《苦戀》所描 寫）的控訴，又怎麼能歪曲為是對祖國、對社會主義的控訴呢？這裡只能有一個解釋：在大批判家們看來，批判林彪、“四人幫”觸到了他們的痛處。他們根本不准 批判“文革”。

這一點，隨後的不少事實（例如對《楓》、《芙蓉鎮》等影片的態度和不准寫和出版有關“文 革”的歷史等不成文的禁令）進一步地得到了證實。這並不奇怪。我們一些人一直不准揭露缺點或曰陰暗面的傳統。誰撰文反對官僚主義、腐敗現象，誰准得倒楣。 何況，在“文革”中，支左的一批軍隊幹部嘗到了不少甜頭，撈到難以數清的好處。從這一方面考慮，大批判首先從《解放軍報》發難，也就不難理解了。

在大批判中，他們同時更堅決地反對對現代迷信的揭露。遠方的文章根本不談毛澤東在“文革” 以及一系列極“左”政策中所犯的錯誤和造成的嚴重損失，甚至把粉碎林彪、“四人幫”也歸功於“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他甚至把白樺在1979年講過的一句 話也當成一條罪狀。白樺說：“詩人同志們，我們寧願去歌頌民主牆上的一塊磚頭，可千萬不要再去歌頌什麼救世主。”遠方認為《苦戀》正是繼續和發展了這個 “錯誤思想”，是“用嘲弄的語調把‘災難’（請注意，“災難”二字是打了引號的，遠方並不承認“文革”是災難）的根源完全歸罪於‘神’，把幹部和群眾說成 ‘善男信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侮辱”。時至今日，再來分析遠方所宣傳的救世主和現代迷信有理無害論，已經多餘。可是，當年他就是如此振振有詞。而且，當 年一切也就是由這些人代表“真理”！

應當說一句公道話：無論如何，同黃鋼式的做法比，遠方這篇文章要好得多。因此，1987年，“反自由化”進入高潮的時候，聽說黃鋼曾要求為他的“冤屈”平反，賀敬之就沒有同意。

三

可以想見，作為責任編輯同時又是文藝部雖無名義卻實際負責的工作人員，在處理這篇稿子時內心是多麼矛盾和痛苦：不僅是為自己，而且還為《紅旗》的聲譽和《紅旗》文藝部在文藝界將招來如何的反感和蔑視。但是，我只有執行的義務而無反對或拒不執行的權利。

雜誌出版後，我和李下到安徽調查，主要是想見識一下農村改革走在前頭的安徽新面貌，同時也想知道那裡的文藝界有哪些想法。

可以預料，安徽文藝界將不會對剛剛發表了批《苦戀》文章的《紅旗》文藝部有何好感。我更耽 心的是他們敬鬼神而遠之地根本抵制我們。值得慶幸的是，安徽的文藝界大部分同志並沒有這樣做，唯一對我們冷淡得很的是公劉（後來我們終於成為好友，那是另 一段佳話了）。他被介紹同我們見面後，握了握手就一言不發地離開了作協。魯彥周特地在家裡接見了我們，同我們交換了對文藝界狀況的看法。他不同意誇大安徽 文藝界的問題，似乎安徽已經自由化了。當然，他也很不客氣地談出他對《苦戀》的圍剿的反感。問我：“《紅旗》文藝部是你負責嗎？”我說：“柯藍是文藝部副 主任，我是他的助手。”魯彥周很不客氣地說：“柯藍懂什麼文藝！？”態度是極其輕蔑的。估計他這話是具體有所指而發的；但是不知道這是指他不讚賞柯藍的為 人還是指柯藍根本不懂任何文藝理論因而根本不配搞這個攤子。

我們在合肥開了兩個文藝界座談會。一個是省作協召開的，一個是市文聯召開的。由於安徽一度 是萬里主持工作，文藝界的同志思想都比較解放，對文藝界以及中央管文藝的有關人士的那套“左”的做法都能坦率地加以抨擊。他們當中不少人強調指出，安徽地 區農民生活歷來就很苦，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好幾百萬人（後來我在一個村子調查，該村死掉全村人口的46％；大隊支部書記對我說，幾百万只是上報數字，他 認為起碼餓死一千萬人），作為作家，總覺得有著強烈的責任感，迫切需要通過文藝作品把“左”的危害性反映出來，讓人們接受教訓。這怎麼能叫“自由化”？這 是補天派。談話自然涉及到《苦戀》。也許因為我們是《紅旗》的，遠方的文章又發表在“兩報一刊”之後，他們沒有直接批評我們，而只是把矛頭指向《解放軍 報》和《時代的報告》。他們表揚《人民日報》不推波助瀾，根本不理睬對《苦戀》的討伐。我理解，這實際上是對我們一種間接的批評。在座談會上，我們還得知 一些“左”得出奇而且跡近無恥的論點。《飛天》的作者劉克很憤慨地談到對他的作品莫名其妙的指責。他告訴我們，有兩位解放軍工作人員批評《飛天》，竟說 《飛天》對蹂躪一批女孩子的某將軍的揭露，反映出作者“封建主義的貞操觀念”！如果不是被批判者自己說出來，真不敢相信這是人話！當然，這同時也告訴我 們，身為大批判家的某些御用文人，只不過就是如此這般既無恥又無術的低能兒。

在蕪湖，那裡的同志很興奮地告訴我們，總書記胡耀邦對文藝界的事、包括對批《苦戀》發言 了。如果是民主社會，文藝界每一個人都以平等身份發言，總書記的發言只不過是其中一種聲音，根本值不得大驚小怪。可是，在中國，總書記的發言比百位乃至千 位作家、理論家的發言份量還重要，所以才有奔走相告的社會效果。這是極不正常的，但當時卻又是正常 的。我們被告知，總書記強調，必須肯定文藝工作的成績，不能為了局部少量的東西就丟掉大量好的東西。克服缺點錯誤，要採取穩妥的做法。批《苦戀》做得不夠 穩妥。“《苦戀》這個作者寫了不少好作品，這一篇不健康，有害，現在叫‘批判’，我看叫‘評論’好一些”。關於批評，耀邦提出六點意見：“一、首先可以而 且應該開展批評，二、爭取作者自我批評，允許反批評，三、發表批評文章，一定要用個人名義，四、批評作品與批評作者分開，五、批評要充分說理，六、不要全 國報刊一起登，有的登，有的不登。”很顯然，這番話實際上是對《解放軍報》、《時代的報告》的批評。

蕪湖的同志還反映了批評《苦戀》在當地引起的不良效果：從來不關心工人業餘創作的廠長、書 記們，突然對這些人發生了興趣，搜集他們的文章準備抓“右派”了。這一來弄得人心惶惶，工人業餘作者的家人堅決不讓他們再從事文藝創作，編輯部收到的來稿 大量下降，批了幾年的“文藝工作危險論”又抬頭了……

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紅旗》文藝部的工作人員，對這類情況當然不能漠然視之。但是，該不該 或曰可不可以如實地向領導反映這些情況和意見呢？我有點摸不準。我剛調回《紅旗》一年，對熊復的瞭解太少。假如現在領導《紅旗》的仍是當年的胡繩、鄧力 群，我會毫不猶豫地托盤而出。因為我知道他們即使認為這些觀點錯了，也不會因此遷怒於我，記我的帳。熊復此人如何呢？顯然，他是力主批判《苦戀》的。他會 不會由此得出我故意同他唱對台戲、從此給我另眼看待呢？我實在拿不準。但是，我畢竟是個文人，畢竟是個受中國知識分子“文死諫”傳統影響較深的書呆子，經 過同李下商量，我們決定：為了黨的利益，為了刊物的聲譽，我們應當拋棄個人得失，如實地反映下面的呼聲。我們終於寫了一份《安徽文藝界思想情況彙報》，一 份其實不受歡迎的真話材料。這份五、六千字的《彙報》，包括安徽文藝界對中央工作會議精神貫徹以來的一些想法和對解放軍報批《苦戀》文章的看法、對《紅 旗》雜誌的意見等三個部分，回北京就送到柯藍那裡。

按照過去的規矩，這類《彙報》，一般都以鉛印的形式散發到每個編輯手裡；但是，這份《彙 報》的待遇卻與眾不同。柯藍看後，顯得十分為難，一言不發地照轉熊復。熊復看後，也不說好，也不說壞，只簡單批示：打印（注意：不是送小廠鉛印）供各部室 傳閱。這種做法使我們感到這份材料極不受歡迎卻又不好馬上否定，因為那上面有總書記講話如何受歡迎的話。為了縮小影響，防止擴散，唯一的做法是打印出來給 各部室分去一份而不是每人一份，既冷落了它又落不下話把，同時還可以供秋後算帳之用。這一點，在不久之後，編輯部大量印發劉俊岐去東北後的彙報，就變得非 常突出，非常明顯了。那份彙報持的是同我們所反映的完全相反的觀點：反右好得很，不夠得很。

我的預料並沒有錯。

最少從1980年以來，《紅旗》有一個傳統，對反“左”總是觀望猶疑，能拖就拖，包括對改 革，例如農村的包產到戶，就是中央正式發了文件之後才有文章上刊物的；相反，對於反“右”，又往往反映得特別快，特別亢奮。在這時，“文藝部反對批《苦 戀》”總是一道重要的話題。這類批評，往往都是在部主任會議上發出的。柯藍是文藝部副主任，只是他才有資格出席這種會議，而我們其餘的人受到的卻是缺席審 判。毫無申辯的餘地。應當公正是說，除了柯藍一人態度有欠明朗之外，文藝部的全體編輯並不曾反對對《苦戀》的缺點錯誤進行同志式的批評，我們反對的只是置 文藝界的強烈憤慨不顧、一意孤行的法官式的判決，也即是《解放軍報》和《時代的報告》所使用的、遭到胡耀邦批評的那種“文革”式的大批判。但是，我們能找 誰說理去？為了洗脫自己，柯藍承認了文藝部全體編輯反對批《苦戀》，而只有他一人例外，據說，這就使得形成了7：1的局面，使得他在文藝部工作很難展開。 這種說法雖屬奇談怪論，可也一箭雙雕，既解脫了他反對批《苦戀》的其實確屬冤枉的罪名，又替他主持的文藝部工作搞得一塌胡塗找到了藉口。

不獨如此。由於《苦戀》事件，一些完全沒有料到的陳年老帳也被翻騰出來了。熊復本來也贊成 過有保留地評介《天雲山傳奇》，現在，搖身一變，熊復卻是一開始就反對評介《天雲山傳奇》的。據他自己說，他一看過電影就指出這部影片是對老幹部的醜化， 對反右鬥爭的醜化！一個人的論點可以變得如此順溜，是我輩書生望塵莫及的。後來我發現，熊復在這方面確實具有“特異功能”。這是後話。

總之，只要一有機會，“文藝部反對批《苦戀》”就要變成一張王牌打出來。

1982年一次接待某省理論刊物時，熊復對客人說：“我們發表批《苦戀》的文章，在編輯部內部是有鬥爭的。”負責記錄的原文藝部編輯宋昌琴氣得無法記下去。

1983年上半年整黨，《苦戀》問題又一次提了出來，暗示我需要檢討。我堅決頂住了這種無端指責。我說，我只是擁護耀邦的意見，反對無限上綱的大批判。

接著，清除精神污染又來了。編輯部發表了一篇把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得很厲害的文章，編輯內部又把反對批《苦戀》作為污染的一種表現提了出來。只是由於清污的短命夭折，這個問題才得以不了了之。

1987年胡耀邦下台和跟著而來的反對自由化，問題又一次提了出來。
……

事情就是那樣怪。“文革”和“文革”前且不說，“文革”以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紅旗》在理論宣傳中不止一次地在“左”的方面出毛病：“凡是”派的掙扎，“興無滅資”的再度提出，清污的擴大化，對改革的冷漠……這些問題，不僅領導人 不肯提一提，只要下面有人提起，都馬上會遭到反擊。而胡耀邦有關《苦戀》的講話以及此後他的許多講話，在編輯部大都是不傳達或少傳達，能聽得到的往往是胡 喬木、鄧力群的聲音。
“左”比右好，僅此而已！

由於接受了這番教訓（我為此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我也學乖了。1982年秋耘從美國回 來，對我談了美國僑胞對國內批判遇羅錦《春天的童話》的許多意見，讓我設法向上反映。我漫而應之曰“試試看”，其實卻並不曾“試試”。我懂得，這類情況， 熊復不喜歡聽，搞得不好，說不定還把我也歸到遇羅錦一黨呢！

我不得不沈痛地承認，這是一種墮落！

1989年8月14日

牧惠：站立的姿势  读安琪《痛苦的民主》有感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身在大陆的人们，对于海外民运情况所知甚少。安琪的以“海外民运五年盛衰录”为副题的《痛苦的民主》，部分地满足了我们这种求知欲。 作为一名在海外继续从事新闻写作事业的记者，安琪在新的已经具备了新闻自由的环境下，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观察和报导，来向读者介绍中国民运的情况，首先是 作为一名读者和挚友的我所关心的问题。

中国历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中国文化这一“优良传统”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不仅谈民运的“盛”，而且谈民运的“衰”，暴露民运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是非，显然有悖于这种传统。读完这本书，我首先钦佩的是她的勇气和清醒。

“一位具有灵性的智者给我的流亡赠言是：开开心心，快快活活地生活。

“显然，我不能够。既然命中注定我是一个感受生活真实的痴愚者，并且，‘既然活着，就不想放弃自己’，那么，我只能面对。

“我被放逐了。因为中国人的美德之一，就是只能对自以为远不如自己的人怀有温情和友善，而我，则想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安琪“逃亡自我”）

还是那位我熟悉的安琪，依然保留着那种我所喜欢的性格。我想，这本书的价值首先就在这里。

在《痛苦的民主》里我发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一个贬损对方的词汇。刘宾雁的“罪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者”，彼此指责对方“共产党的舆论文 化”，“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如此等等。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我同意刘宾雁的剖析。关于“共产党文化”等等，我则认为那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而不是近几 十年在共产党统治后才时兴起来的，是柏杨概括为“丑陋的中国人”的那种酱缸文化。就以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来说吧，当年我们（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蒋介石 政府的统治下，深感新闻检查的可悲，曾经痛斥蒋政权扼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倒行逆施，直到把他们赶出大陆。于是，我们天真地以为，这回好了，我们把民主 争取到手了，我们拥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了。事实给我们以残酷的回答：新闻自由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用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别有用心 的口号。现在，身居海外，这个问题似乎不再存在了，可以自己办报刊了，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见解了，但是，事实却又往往是谁敢于面对现实（当然不是那种滥用 自由捏造事实的造谣诬陷，安琪的书中也痛斥了这种现象），谁就会被视为害群之马！这是一个多么奇怪而可怕的怪圈：在野时要求新闻自由，一旦身分改变（由在 野变成当权者），就讨厌这种自由，为了压制这种自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人可以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中找到许许多多堂正的理由，并非只是共产党（我还要说的是 这又只是共产党内的一些人而绝非全体）才有这种独创。我不可能对安琪这本书中的论点都作出评判，但是，这种充分利用新闻自由而“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的精 神，我非常赞赏。

最近正在读《王实味冤案平反纪要》（群众出版社，温济泽等著），其中有一段说：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西安演出了一场反共闹剧，为王实味开了个“追悼会”。延安人称这是“活人追悼会”。一九四四年春，中外记者团到延安访问，根据党中央的 指示，让王实味出场同记者见了面。见记者的时候是由中社部（按：即以把好人诬陷为坏人为终生职业而又掌握大权的康生把持的中央社会部，这时王实味已被康生 下令逮捕关押在中社部看守所）的干部陪他去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他说，我是托派，又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西安说我被迫害死了，还开什 么追悼会…（按：在戴晴《王实味与百合花》里，当时的中央社记者魏景蒙的回忆中，王实味说的是：“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被处死。我应当被枪毙 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王实味奉命说这番话当然是出 于无奈，但它还是分清了西安和延安，反击了西安那些反共的宣传。王实味见了记者回来以后，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 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

王实味的“顾全大局”，“家丑不外扬”，不仅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代价，同时也给共产党内的坏人康生之流增添作恶的本钱，给他在后来几十年中残害一批批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提供了条件，那结果不是维护而是破坏了共产党。事实不是很清楚的吗？

由王实味我又想到彭德怀。王实味不是“托派”，但按当时的标准却确有错误。庐山会议上的彭 德怀就连错误也没有，相反，后来毛泽东也不得不一度承认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可是，由于“龙颜大怒”，在两位元帅要求他顾全大局的感召下，他违心地作出了检 讨。那结果是不仅他和一批人在中央全会上被批斗，而且错误的“左”倾路线因此更加畅行无阻，几千万人成为三年饥荒的牺牲品，共产党的威信当然也因此下降。

柏杨说，丑陋的中国人特点之一是死不认错。对极。根据几十年来的经验，我觉得此论还得补充 的是：为了死不认错，我们还有一种让根本没错的人认错以证明本来确实错了的人没错的更深一层的丑陋。彭德怀没错。他认错了。于是本来错误又更错误的毛泽东 「正确」了。我们并不比彭德怀高明甚至更糟。历次政治运动我们所作的检讨交代，特别是“文革”中那厚达盈尺的认罪书，不就是为了证明错者正确的荒唐言吗？ “文革”时不断在报上亮相的大红人韩素英把“文革”的责任推到红卫兵、年轻人头上（见安琪书第332页），玩弄的其实又仍是这种死不认错的花招。足见尽管 吃过不少洋面包但具有中国血统的华人也仍很难克服这种丑陋。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谈何容易？正因如此，才又十分重要，十分迫切。

我同样很赞赏安琪笔下的何频。赞赏他的责任感和对事物分析判断的能力。他有关“民运人士批 评不得”的谈话，同样反映出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的艰难。其一是：1990年，“在我第一次参加民运会上，讨论有关最惠国问题，我表示不赞成对中国进行经济 制裁，有些人就开始对我进行攻击，说我在帮中共讲话”（《理性的选择与批判》）。这里最少有两点让人不能接受。首先，既是民运人士，追求民主，为什么却只 能有他们的一种意见，一种态度，凡持相反态度的就马上把他驱赶到异端分子，敌对势力代言人那边去，这符合民主的原则吗？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正确的是何 频而不是攻击何频的人。事情很清楚，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真正的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包括那些给天安门的学生送茶水、送面包、送钱的老百姓。因此，这种主 张肯定而且事实上已经伤害了大陆人民和爱国侨胞的感情。我不止一次地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原来同情和支持学生反腐败要民主的朋友，在得知海外民运人士竟然提 出这种主张时，马上改变了态度，说他们身在海外，心里已经没有祖国的人民群众，因此不值得支持。我不知道这与民运的由盛转衰有无联系，但是，不知怎的，我 突然由此联想到当年批「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时一种惊人的伟论：贪官比清官好，清官模糊劳动人民阶级斗争的觉悟，使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公正廉明上， 但贪官的越严重越好的压迫和剥削倒可以使走投无路的劳动人民起而反抗，这种反抗和起义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云云。这两种论点不是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吗？ 可见，还是听听不同意见好。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上，这应当是民主ABC。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颇有感触。安琪说，她曾在一个场合说，“我们该反思‘跪递请愿书’的心态”，这一来竟触犯了“天条”，“来自中国特区‘阳光地带’的小姐 没有权利评说天安门广场的是是非非”。类似的对另外一些人的指责我也在别的报刊中读到过，照此原则推理，别说大陆的人民，港台和海外的华人更加不该对天安 门的学生运动说三道四了。这种“天条”真是匪夷所思。天安门的反腐败运动并不仅仅是学生的事情，而且，即使是学生的事情，非学生、哪怕非中国人，也应当拥 有对八九学运的得与失作出回顾与反思，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权利与义务。其目的无非是总结经验教训，使反腐败的民主运动更健康有力地开展。何况，这当中确有值 得吸取的教训呢！

安琪的书中有《在“红”与“白”之间》一文，副题是“八九学运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我对这个题目理所当然地感到极大兴趣：看一看海外的前学运领袖如何总结 天安门的经验与教训。安琪纯客观的不加任何意见的原话照录式的报导不知是否怕又触犯了“天条”。坦白地说，我对这个“只有回顾，没有反思”（封从德语）的 “回顾与反思”很失望。不仅与会者的重点根本不在于反思，而且“回顾”也似乎仅限于“我”或“我们”在那场运动中的光辉业绩。关于谁是“绝食书”起草人的 争执，究竟为什么有如此严重的必要性，把它搞个水落石出对总结经验教训有什么关键的作用，我不明白，却又感到耐人寻味。但愿这些学生领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 能走向成熟。

安琪的书引发出那么多的感慨，不是缺点而是优点。她反映这些问题绝不是拆台而是维台，这同 样也是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中国文化传统的堕力留给我们的包袱委实过分沉重，几代人的“训政”把我们“训”的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不少人往往都喜欢报假 喜的喜鹊而讨厌报真忧的乌鸦。安琪有勇气同这种历史堕力相对抗，因此她的书才特别值得一读。《痛苦的民主》之所以痛苦，在于学习民主需要犯不少错误，付不 少“学费”。安琪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位用功的学生的读书笔记，有助于人们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成熟，有助于人们逐步懂得什么叫做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

1995年7月于北京且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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