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欧洲的艺术权威机构挑选他们看中的，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观的台湾文化来展示，对台湾来说是必需的，台湾人也一定有兴趣通过这个万花筒了解异国情调里的自己。然而让世界了解台湾人自己的审美，台湾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台湾民众对自己文化的选择，是台湾文化身份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另一面。
台北与欧洲引人注目的文化合作
2010年12月，台湾文建会属下的巴黎台湾文化中心非常地忙碌。它在巴黎和布达佩斯与知名艺术机构合作举办了三场大型的活动。一是在法国电影资料馆举办台湾导演杨德昌的回顾展，接下来是在巴黎的网球场国家艺术中心（Jeu de Paume）举办台湾纪录片展，12月16日台湾当代艺术大展 "台湾响起" ( Taiwan Calling ) 在布达佩斯穆查诺克（Műcsarnok）美术馆与路德维希当代美术馆（The Ludwig Museum –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同时开幕。
对巴黎台湾文化中心来说，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业绩。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这几个展览落实了文建会主委盛治仁先生强调的要突出具有标志性的文化活动的主张，因为它们规模大，能见度高，媒体效应强。台北政府可以确信异国异乡的观众通过这些文化橱窗有机会对台湾产生兴趣。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这几个展览都为驻法国台北代表吕庆龙先生铺垫了非正式外交平台，让吕庆龙在开幕式演讲和鸡尾酒会中传递台北政府的声音，并从事国际公关。
熟悉西方的台湾艺术专家受到台北重视
应该说，这也是巴黎台湾文化中心的主任陈志诚在欧洲建立展示台湾文化新模式的开拓期让他觉得有说服力的案例。这几个展览机构，无论哪一个都至少在本国具有权威性，甚至名震欧洲。陈志诚还特别组织策划了与展览有关的文献的出版，比方说，在杨德昌电影回顾展的同时，他牵头让法国知名艺评人组织专家合写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杨德昌电影研究的专著。另外他充分利用与台北合作的欧洲知名的艺术机构的媒体资源，让这些合作文化活动受到当地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评论。比方说，杨德昌电影回顾展还没开始，与法国国家电影资料馆关系密切的法国 « 世界报 » ( Le Monde ) 影评人 Jacques Mandelbaum 就以 « 拍了两部杰作的导演 » 为题写了文章，给予杨德昌很高的评价。
陈志诚谈杨德昌
为了做到这一步，台北花了不小的功夫。每一个项目，巴黎台湾文化中心负担几乎一半的经费，这让在经济危机的尴尬中，国家预算拨款越来越紧缩的欧洲的国立艺术机构打心眼里高兴。而台湾政府每年拨出至少两百万欧元的经费支持巴黎台湾文化中心的人员薪资和运作。另外，台湾文建会和外交部非常重视陈志诚这位曾在巴黎接受教育的前台湾国立艺术大学美术系主任，知道他是一个熟悉欧洲艺术术语和思路，能促进台湾文化与外国文化顺利兼容的人，不仅为他配备了四五个不施粉黛，三头六臂得象女战士一样能干的助手，而且还破例把他的任期从三年延长到六年。
台北的钱，欧洲合作者的橡皮图章
然而，巴黎台湾文化中心的工作和在台湾的文化机构并不完全一样。它要接受台湾文建会和外交部的双重领导，换句话说，巴黎台湾文化中心的工作承担了为台湾非正式外交服务的任务。在这个特定的框架里，尤其是当艺术与政治邂逅的时候，通常被忽视了的谁决定艺术价值观的问题就要接受外交思维的检验。
那天在和陈志诚先生的谈话中听他说，布达佩斯的展览的策展人选的台湾艺术家中，有几个不是那么让他满意，但他无可奈何。既然交给他们的策展人去做，他们选了，就只能接受，并配合他们。陈志诚表示，有时候，真的想自己来策展，自己来选艺术家。
这几句话，其实说到了问题的核心 : 价值取向的问题。由谁来决定台湾的文化价值，是台湾人自己还是由欧洲人来决定。
很明显，最近这三个展览都是由欧洲人来决定什么是可以登上他们的美术馆的作品，什么不是。网球场艺术中心里的台湾影像作品是台湾出钱把网球场的策展人丹妮儿.依邦 Danièle HIBON 专门请到台北去挑来的，布达佩斯展出的作品也是路德维希当代美术馆的策展人 Róna Kopeczky 挑的。杨德昌是在嘎纳电影节得过奖的导演，已经获得了法国最高规格的电影节的认可，因此进法国国家电影资料馆是 « 够资格的 »。
有意思的是，被台湾人当作半个美国人看待的杨德昌虽然在欧美小众电影圈里受到崇拜，被视为台湾文化的骄傲，但在台湾本土，他的电影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市场认同，一直都没有什么票房。« 一一 » 这部十年前就在法国获奖的作品，在台湾到现在都还没有公映过。受西方教育的台湾电影学者说，这是因为台湾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单调。
这说明，这三个展览呈现出的文化是欧洲人眼里的值得崇尚的台湾文化。视角是欧洲人的，趣味是欧洲人的，价值观是欧洲人的。通过展览，通过媒体，通过文献，通过展出机构的知名度，这些文化作品在欧洲被盖上了当地价值认可的橡皮图章。
台湾文化的本土价值观在非正式外交中的意义
从外交的角度来讲，文化是需要交流的，既然是交流，台湾自然高兴看到欧洲国家对台湾文化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欧洲人在台湾作品上盖的文化橡皮图章说明的是在选择他们喜欢的台湾文化的同时，他们对自己欧洲的文化身份和价值取向的信心。
那交流的另一面，台湾人自己看重的文化，自己喜欢的文化，台湾人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又在哪里能够得到反映和展示呢？比方说，在台湾被民众热捧，在当地报纸上的照片放得比总统都大的歌星，能不能大大方方地走到欧洲的舞台上跟大家说，我在台湾红透半边天，因为台湾的歌迷喜欢我，在欧洲我想让大家看看台湾人喜欢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台湾人是怎么娱乐的。
过去台北在巴黎的外交官也办过他们自己找来的台湾年轻歌手的演出，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欧洲主流文化不太可能接受他们，所以不值得在这方面多费力气。
如果被台湾人喜欢，代表台湾价值观的文化可以拿到欧洲来，那说明，台湾与欧洲的价值观在切磋，在交流，甚至在兼容。如果不能拿出来交流，那只能留下民族和文化自信的疑问，只能留下台湾身份认同的疑问，只能留下台湾是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疑问。假如不能在国际平台让大家在了解欧洲人眼里的台湾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台湾人自己眼里的台湾文化，假如只能局限在欧洲合作者的价值观的框架里以出资的方式合作，那文化交流和兼容的切入点又在哪里，在这种可能出现的被动中，以文化为平台的非正式外交的底气又在哪里呢？
逻辑地推理，不同文化价值观也可能聚焦产生共识，也就是说找到大家都喜欢的文化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杨德昌的例子和布达佩斯美术馆选艺术家的例子明确显示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歧异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世界无论多么现代，全球化无论走得多么远，文化的地域性，特殊性和民族性仍然存在。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放弃台湾人的文化价值观，也就是对台湾人眼中的台湾文化的地域性，特殊性和民族性的放弃，也就是对台湾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的放弃，对台湾的文化自信的放弃。这种放弃如果成为事实，台湾的非正式外交中有限的主动将进一步缩小。
台湾文化的价值由谁来决定的问题也许将是在台湾文建会和台北驻法国代表吕庆龙的双重领导下的陈志诚先生在他未来的制度性建设工作中会预见到或是实际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外交框架外，并不明显，一旦放到外交框架内，就显而易见，因为在国际层面上对不同价值观的相互尊重涉及到身份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涉及到平等和尊严。
后记
让欧洲的艺术权威机构挑选他们看中的，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价值观的台湾文化来展示，对台湾来说是必需的，台湾人也一定有兴趣通过这个万花筒了解异国情调里的自己。陈志诚领导的巴黎台湾文化中心正在出色地完成这方面的工作，无论从展览的规模和影响来说都是第一流的，并且是突破性的。
然而让世界了解台湾人自己的审美，台湾自己的艺术价值观，台湾民众对自己文化的选择，是台湾文化身份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另一面。虽然这种呈现不一定通得过与实际情况可能脱节的量化指标的数据衡量，在国际上不一定有标志性的能见度，不一定能立即在外国媒体中处于主流地位。
对这个现实，在台北忙于机构改组，研究资源集中整合之后如何出台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政策的未来的台湾文化部不一定接触得到，但台湾外交部门非常清楚。
我们注意到这两天驻泰国台北代表处的新闻组组长，之前在新闻局电影处担任处长兼发言人的陈志宽先生和台湾粉丝热捧的电影演员蓝正龙一起在泰国参加活动，介绍台东和宜兰的风景。
在巴黎，驻法国台北代表处的新闻组组长刘代光先生正在组织台湾知名的民谣歌手陈绮贞和原住民歌手舒米恩明年一月在巴黎和嘎纳的演出。这是继台湾流行歌手苏打绿之后，台北在巴黎的外交团队组织的让法国人亲眼看到台湾人是如何娱乐，如何选择自己的文化生活，展示台湾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的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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