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来，习王体制的“打老虎”反腐运动可谓如火如荼，但就普通民众的感受来看，并没有根本上感受到反腐带来的红利，用王岐山的话，反腐打老虎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但现在来看，治标或初见成效，治本则遥遥无期。
一方面，明目张胆的公款吃喝少了，但民众的反腐维权甚至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被压抑和遮蔽；省部级大老虎落马不断，但基层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仍然没有明显改变。
对于普通公众，尤其是企业家来说，直接的感受是，官员利用公权力设租、寻租，仍然非常普遍，在层层审批的经济管理制度下，审批者的不作为和拖延，甚至让企业主怀念花钱就能办成事的“干净利落”。
10月15日，全国工商联和中共中央纪委组织了一次主题为“简政放权、防腐倡廉”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上，包括娃哈哈宗庆后等十二人参加，代表了房地产、医药、高科技、饮料食品等四个行业。
让此次会议为外界所知的，是中小企业主、北京金百瑞果苑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鹏，根据他事后的描述，企业主们发言踊跃，抨击了征地拆迁、基建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药品定价、政府财政扶持、食品药监审批等领域严重恶政，原定两个小时的座谈会延长到了三个半小时。
蔡晓鹏曾经在八十年代初曾在西皇城根南街的“九号院”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与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算是老同事，九十年代，他辞职务农创办公司，作为在京郊经营果园和农产品加工的中小企业，蔡晓鹏对基层政府的“小鬼难缠”感受颇深。
或许正因为曾是体制智囊和王岐山的特殊关系，蔡晓鹏虽然现在自称只是“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小微企业”代表，但只有他有胆量将发言稿整理并公布到社交媒体上。
蔡晓鹏认为，作为小微企业，日常面对的多是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属于老鼠、苍蝇、“小贪小腐”一流，但正是这类直接面对企业的“小鬼”，经常扮演着企业杀手的狠角色。
基层执法官员作为政府和法律的代表，直接掌握着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关系企业几十万、百万，千万甚至上亿财产灭失与否的审批大权而不受第三方监控和法律约束，一旦不能公正执法，而是以权谋私，破坏性负面影响非常严重。
在蔡晓鹏看来，不幸的是，广大小微民营企业经常被不公正执法管制，这仍然是当前治理不良不善的主要方面，随后，他举了几个企业运营中的例子作为佐证。
蔡晓鹏的公司在北京远郊乡镇有个树莓果园。2003-2012年，每到采摘季节，各级政府公职人员，以各种由头，或携亲友、或陪领导，象“苍蝇一般嗡嗡而来”，白吃、白玩、白拿，如入自家后院。
金百瑞公司的果品加工厂，每个月都有自称各区县质检部门的执法人员“流动抽检”，每次来人，都会“抽查样品”，挑选价值几千上万的商品，装满轿车后备箱后扬长而去。
蔡晓鹏回忆，公司曾向区主管部门投诉，答复竟然是，上级有“内部指示”，市属以及各区县质检部门，都有“跨区抽查、取证”的权力。2013年，金百瑞公司的果园结业迁移到河北，来工厂劫掠货品的执法人员有所减少，用蔡晓鹏话说，“以前每年几十拨、白拿货二三十万，现在也就十来拨，拿货仅十来万。”
2012年，金百瑞公司预算100万，在朝阳区三里屯SOHO搞了一个浆果小铺，20平方米的租金，每年租金60万。虽然花了红包贿赂10万元，环保、消防、食品卫生三项许可证还是花了11个月才办下来。等小店证件齐全时，已经付出租金、装修80万，再加上贿赂款、原材设备，还没开业，预算的100万已经全部“打了水漂”，这家小店只好草草结业。
蔡晓鹏总结，基层小官吏主要的索贿方式是消极怠工“不作为”，他们明知业主每日扛着高额房租、人工费，就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或者找借口不来现场审查，迫使企业主只能千方百计疏通关系，请客送钱。根据他的概算，仅三里屯SOHO几百个商铺，每年被环保、消防、食品卫生三个部门基层官员吃掉的黑钱就有几千万，“小官大贪，可见一斑”。
除了拖延审批，借机索贿外，更有官员滚刀肉式敲诈勒索。
蔡晓鹏回忆，仅在北京地区，他亲自参与处置的这类行为就有多起：某区“节水办”人员，某厂区一水龙头一分钟渗水超过“七滴”为理由，提出罚款2万；某区环保局以废弃取暖锅炉烟囱有灰尘为由，罚款10万；某区工商局以企业注册资金第二批注入延误一天为由，开口要罚款30万！
为息事宁人，企业唯一的选择是“花钱消灾”，例如，将每年更新消防器材的业务包给消防指定的特定企业，将垃圾清运交给环保指定公司，请客送礼，帮办个人事务，更是企业对公职人员的“应尽义务”。
蔡晓鹏回忆，以前各个相关政府单位的基层公务人员、协管员等，逢年过节就不停打电话到公司：无非是要红包、礼品、宴请、旅游、美容，甚至要求安排“小姐（性工作者）”，公司只好安排两名副总专门负责这类的公关应酬。
蔡晓鹏熟悉的食品行业，前置审批管制特别严厉。根据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的说法，每项产品审批涉及十八个部门，420多项文件，几千万个数据。。蔡晓鹏公司的一家果品加工厂，2008年建设，2009年1月竣工，其中，为获得前置审批，过十八大关，准备四百多项文件，花了一年多。
2010年3月~10月，金百瑞的果品加工厂经三次审检，才获得QS（食品生产）生产许可，历时6个月。2013年6月开始进入例行复检程序，经三次复检，至2014年4月始获单项（果酱）批准，历时10个月。其间，由于原许可证至2013年10月到期，企业果酱生产被迫停产半年。干果生产线迄今停工待批。
2010年，金百瑞公司第一次申报QS（食品生产）许可证，按当时政策规定，有冷冻水果项。但国家已于2011年以内部文件形式明确其不再纳入QS许可审查范围。但上下都没有向社会公示。
北京市食药监局明知该项审批已取消，但在2014年复审时对企业故意隐瞒真相，仅2014年6月~9月，两次收取我企业的冷冻水果QS申报文件和费用4800元。第二次交费后，蔡从外地企业处得到已取消信息和文件，还向参加第二轮审查的小组提出质疑并出示了相关文件。
北京市食药监局反应是，只管审查，不管其他。结果出人意外：明明现场审查全部合格，却将不应审查的冻果项目判定审查不合格。这一结果对蔡晓鹏企业的影响是，企业同期审投的“果酱项”按北京市规定，同时被判定不合格，逼得企业再次重新申报和交费。这类“莫须有”的政府流氓行为，使企业又损失了三个月生产周期。
食品卫生标准备案中内审一项。在质监局主管期间，内审人员由企业内部参与起草和审核的品控研发、质检和有关负责人组成和署名。转到卫生局主管后，擅自增加了“外审程序”作为前置条件。卫生局还自行编制了一份以其内部和关联部门人员为主的所谓“专家推荐名单”。同时宣布仅供参考，可以自行择优组织。
事实上，金百瑞公司没有一开始就在卫生局指定名单中选人付酬，另选了北京市质监局原主持参与北京市干果地方指标起草案的一批专家。结果，北京市卫生局就千方百计不受理；直到企业重新选了卫生局名单内的人选，另付了专家咨询费，才进入受理程序。除了专家人选不同，标准内容无一项改动。
蔡晓鹏梳理后发现，“果酱的QS（食品生产）审核”从初审到复审到重审，前后经历六次现场检查，净耗时１８个月。在六次审核中，其中五次被否定的理由，与果酱生产是否能达食品安全标准本自毫无关联；唯一一次被否定的理由，也仅是印制中营养参考指标中脂肪单项印制失误（应为0.6毫克/每百克，误印为1.6毫克 /每百克）。
QS（食品生产）审查部门在若干单品项审查中涉及的几十个部门批文，几百项申报指标、几千万个统计数据和厂房、设备硬件中，特意找出一个他们认为有“瑕疵”的“事实”，就判定全项审查及同期申报的其它项目全部不合格。而某项“事实瑕疵”是否成立，完全没有法律界定依据，全凭现场临时抽调人员的“主观认定”。
在他的个案中，在食品领域的政企博弈中，政府每获取一万行政收费，企业则要支付50-100万的相关成本，忍受一年期间停产的隐形损失，则从几十万到数以千万级。
蔡晓鹏总结，企业与政府已“滥作为、不作为”为形式的滥权牟利的博弈斗争中，始终没有表达诉求和对话机制可循，也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的法定通道，找“关系人”花钱消灾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在蔡晓鹏看来，90年代中期到最近的这些年，是民营实体经济愈发展，行政枷锁愈发沉重，铁笼越狭小，鱼肉愈严重，政企矛盾愈深刻的二十年。他感慨地说，擅权贪腐已经像雾霾，弥漫在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的每个空间，让企业活力受到窒息，尊严被践踏，连深呼吸一口廉洁空气都成为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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