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王时代的反腐浪潮，在周永康和徐才厚落马之后达到了一个高潮。不久之前，习近平的“6.26”讲话中，习“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信誓旦旦的宣言，让中国政治观察者对习王所代表的“顶级红二代”的意识形态思路充满好奇。金融家孔丹2013年底出版了口述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为外界了解这一目前掌握了中国最高权力的团体提供了难得的管中窥豹的机会。
孔丹的父亲孔原，192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是中共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母亲许明，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的秘书，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孔丹还曾是红二代组织的红卫兵保皇派“西纠”的“司令”，也因此卷入文革早期的政治斗争。68年底，孔丹和习近平等一代人一道上山下乡，78年，他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师从吴敬琏。80年代初，由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经历，孔丹差点被打成“三种人”，他这代人的父辈已经复出掌权，在陈云等人的拍板下，红卫兵经历并未影响他的仕途，他长期在光大集团工作，后又进入中信担任总经理。
2 月 23 日下午，孔丹及其友人在北京一处俱乐部举行了《难得本色任天然》读书会，并与到场读者友人进行了交流。演讲中，孔丹谈及他和王岐山、秦晓等政见不同，地位各异的“顶级红二代”的思想交流，更触及了不少敏感的政治话题。
首先是如何看待“文革”，作为红二代，家人在文革中被打倒，孔丹自然对文革不会有好感。
孔丹书中说了一段掌故。80年代初，中共邓小平等人筹划“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草稿出来后王震的小儿子王之看到了，发现文件里有一句说到“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觉得不妥，建议中央不要用。后来这个话转到邓小平那儿，他接受了这个意见，这句话没有了。孔丹说，“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文革这么重大事情的一个文件，居然没有其动机和出发点作一个正面描述。”
但作为前红卫兵领袖，以及多年的体制内精英，孔丹现在却认为，文革也有“一定战略考量的合理性”。
在他看来，“文革”提出的问题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共产党会不会变质的问题，只不过可能是把火力针对了共产党的高干，而且估计过度，手法偏激。某种程度上，孔丹正是从这个角度，解读当前同为红二代的习近平王岐山主导的反腐运动。
孔丹说，“现在的腐败问题，有些事确实让人感到触目惊心，觉得问题严重，腐败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我觉得腐败现象的背后，更严重的问题是变质，现在这一代党的领袖正以极大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希望的。”
演讲中，孔丹谈了与主张政治改革，普世价值的老朋友秦晓的分歧和争论。秦晓和孔丹在“西纠”时代就是老朋友，秦晓也是红二代，他的父亲秦力生、三舅阎揆都是中共早期革命者，秦晓也长期在中信就职，退休之后创办“博源基金会”，出版推广自由主义经济学。孔丹和秦晓的争论此前网上有不少转述，但中国国内公开媒体似乎未见报道。
他们的争论，孔丹说，“（我们）争什么呢？就是争中国到底应该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说还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比如秦晓批判富国强兵政策，我觉得他是在搞民族虚无主义，秦晓说“五四”以来思想解放运动被救亡运动给阻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又被发展主义政府给阻断了，我说你这些是历史虚无主义。”
因此，对八九民主运动，孔丹自然极力贬低，他说，“每当我想起 1989 年的那场动乱，看到今天那些搞颜色革命的国家的街头政治、广场政治以至暴乱，我就想到我们上一代的领导人是何等的艰难和英明，”孔丹就指责秦晓，两个虚无之外还有三个“主义”，就是普世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外加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就是西方价值观、经济观和政治观的原教旨主义。
孔丹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兼收并蓄，吸收人家优秀的东西，然后再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融会贯通，不能照抄照搬，不能只是一昧地顶礼膜拜人家西方的东西。
根据孔丹的说法，当前习、王体制，正是体现了他的观点。他说：“我同意和跟随现在的中央方案。这个方案很明确：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本政治制度，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质疑者在演讲会现场就提出，“一党执政解决不了对自我的监督问题，如果犯了错误就只有等到自我反省的时候才能够纠正。”
对此，作为经济学家的孔丹的回应有些无力，但却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红二代精英居高临下的自信。孔丹说，“我相信，解决自我监督问题有多种方案，并非一种方案。反过来说，如果是仅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来个多党轮流执政，从实证的角度你把当代那些多党执政的案例都拿来看看，他们（如印度）都解决了吗？这些腐败问题、制度制约问题解决了吗？世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选择制度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现实，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不完善的地方可以在这个制度内去努力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跟秦晓争论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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