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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寻求自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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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书写及异议,也是中国社会自身寻求自由的传统,对中国未来的变革至关重要。中国知名专栏作家和出版人许知远,最近撰文亚洲週刊作如上表示。

RFI/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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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提及前苏联列宁时代一位法学家的讲话,「共产主义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法律的胜利,也是社会主义战胜了任何法律,阶级废除了,不同利益的争端没有了,法律也会消失。」为了控制日益複杂的社会,斯大林制定了一套更严密的法律系统,在措辞上,它不再是列宁时代的赤裸裸的「法律虚无主义」,但在实践上,它是更为彻底的肆无忌惮,法律既是政权对社会控制的手段,也是独裁者对于党组织的控制。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人能得到法律保护,甚至独裁者自己。斯大林的遗产迅速被赫鲁晓夫粉碎,赫鲁晓夫又被非法废黜。但是,到了一九七零年代,前苏联的各种孤立的反对声音逐渐汇聚到一处。他们中间既有历史学家、作家对于苏联残暴历史的揭露,也有正在兴起的人权组织,还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共产主义,要重回俄国民族传统……他们的一些的努力看似「愚蠢」,但击中了极权主义的「核心」  极权主义恰恰是依靠谎言维繫的,捍卫宪法的行为正是对谎言的直接揭露。

最近北京学者徐友渔、浦志强遭到当局被捕,他们的一次家庭聚会获得了「寻衅滋事」的罪名。许知远说,这荒诞的指控固然令人愤怒与沮丧  两年来,中国新领导人以越来越铁腕的姿态应对社会不满,他们不仅不会变成一些人期待的开明的领导者,反而以既有权力的誓死捍卫者面貌出现。但是,当徐友渔等人被捕的消息在网络世界广为流传时,你可以感到整个社会情绪的变化  异议者正博得日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类似的现象在许志永、王功权事件,还有更早前的冉云飞、谭作人事件时同样发生过。儘管这同情与支持尚未转变成一种姿态更鲜明、更有组织性的行动,但它们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力量。

许知远说,中国正在形成自己的「异议者」群体与文化。倘若中国的异议传统是从西单民主牆时代正式展开,那麽此刻的异议者们或许正在摆脱他们的前辈们那种彻底的孤立无援。如今,这种孤立感、隔绝感正迅速减弱。维权律师的集体兴起(儘管他们正遭遇严重打压)更表明,异议者们与公衆之间的紧密联繫的开始。

我们到了一个理解与书写这个异议传统的时刻了。从作为「第五个现代化」的人权观,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政治主张,再到此刻的徐友渔的政治哲学思考,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自身的寻求自由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于未来的变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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