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介绍新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前宪政学者目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旅美学者张博树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专著《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张博树曾因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并且在访美期间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而于2009年遭到中国社科院的解雇。在当今中国新疆以及西藏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之际，我们请张教授谈谈在他看来，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法广：张教授，您好，首先请您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写这样一本书，您写书的用意是什么？

张博树：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已经存在几十年，而且最近中国的民族问题似乎愈演愈烈，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日在昆明发生的暴力事件。虽然此事与藏人无关，但他折射出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就藏人而言，在过去的两年中大约有两百多名藏人自焚，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的反响。面对上述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认为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发表自己看法，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找到一条出路。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基本动机。

北京为何坚持三十年不变的立场

法广：外界普遍注意到西藏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北京几十年来总是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企图独立，从事分裂活动，而事实上，达赖喇嘛方面在西藏地位问题上多次修正了立场，达赖喇嘛1988年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之后，开始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之后，在九十年代中期，就基本确立了不再以独立和复国为目标的中间路线，而中国官方到今天依然一如既往地谴责达赖喇嘛从事分裂活动。换句话说，也就是您所说的，北京在西藏问题上坚持三十年不变的立场。在您看来，北京为什么要坚持如此强硬不变的立场呢？

张博树：您提的问题十分重要。我们注意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北京与达赖喇嘛在立场问题上确实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对称。达赖喇嘛方面原先确实主张独立，但是后来他们修改了自己的立场， 主张实行真正的自治，而北京的立场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在外界看来十分令人费解。其中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两点。首先，是北京认定达赖喇嘛是1959年叛乱的组织者，是分裂者，这是中国官方一直坚持的说法。而根据我这么多年来的研究，指控达赖喇嘛于1959年发动叛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甚至可以说是弥天大谎。因为导致1959年达赖喇嘛出逃的原因其实十分复杂，简单地来说，是由于1950年解放军进藏区之后，解放军试图在西藏推动民主改革，要对西藏进行改造，我对北京改造西藏的动机做了酌情的肯定，但是，它的结果是十分惨烈的。共产党以无神论者的意识形态，再加上阶级斗争为纲领的指导思想，给藏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个灾难其实从1956年就开始了，也就是中国开始全面合作化以及三大改造以后，它对藏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在现在不属于西藏自治区的周边地区，这是造成1959年达赖喇嘛被迫出走的历史原因，对此，北京到今天都不敢面对史实，做出一些澄清。事件既然发生了，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他就会解释说事件责任不在党，是因为达赖试图恢复旧式奴隶制的统治，担心自己的特权受到损害，才发动叛乱，而这一解释根据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量的史料，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次，流亡藏人今天所要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治，他们并不要求独立，他们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实现自治。中国现行的宪法规定少数民族可以自行治理地区的事务，而事实上，中国的现实是党统管一切。这在汉族地区也许并不特别彰显，在少数民族地区就十分明显。西藏地区从五十年代到今天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一直是汉人，新疆曾经出了一位维族党委书记。所以，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就决定了的这样框架，在这样的前提下，北京又如何能够落实少数民族地区真正的自治要求呢？所以，当流亡藏人要求真正的自治时，北京就只好说流亡藏人试图独立，要搞分裂，或者说是搞变相的独立。而这些说法根据我的研究结果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法广：这大概也就是流亡藏人与北京的九次谈判都无果而终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从2002年9月开始到2010年1月，流亡藏人同北京曾经展开了九次对话和一次非正式会晤，但都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张博树：对，双方其实谈判了很长时间。其中有许多材料在国内的学者朋友都无法看到，尤其是流亡藏人在期间曾经提出了两个文件。其一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其二是在北京提出批评之后，藏人又拿出了一份有关名副其实自治的阐释，我在看谈判双方的材料时的感觉是，流亡藏人的态度甚至有些委屈求全，而北京显得十分的趾高气扬，双方之间的不对称十分明显，作为汉人，我甚至都为此感到很不舒服。其实北京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拿出如此强硬的姿态？这些年中央政府在援藏与援疆方面花了许多钱，但却远没有到达目的。那么，北京为什么就不能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问题？其实，说穿了北京其实面临的是自身党国体制必须改革的挑战，而到目前为止，中共领导人还没有这样的决心。西藏问题，不是由当今领导人造成的，他是由毛泽东年代造成的，毛泽东当初的动机也不一定不好，他是带着乌托邦的思想要把西藏人民一起带进社会主义天堂，但是，这种乌托邦思想加上党国的极权体制最终的结果是给西藏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共同的问题，因此，如果要真正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必须对党国自身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此问题上有所表示。长此以往，中国的民族问题只会愈演愈烈，我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感到十分焦虑。

中国解决西藏等民族问题的出路：建立双轨共和制

法广：您在书中提出要解决西藏问题，中国必须实现宪政民主，并且提出了一个集联邦制与单一制为一体的颇有特色的双轨共和制，能否简单地为听众做一个介绍？

张博树：我所提出的双轨共和制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自治的问题，中国公民应该有管理自己的权利，地方应该有自治的权利，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的皇权专制国家，高扬公民的自治权利，高扬地方的自治权利，而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这些部分，这是未来的双轨共和制中的一轨。另一个问题也十分重要，中国同美国一样是一个超大型国家，而且地区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美国，中国需要寻找对超大型国家的现代治理方式，单一的地方自治解决不了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以及土地资源的挑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国家统筹管理模式。在我看来，双轨式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佳的方式。

要缓解冲突北京与流亡藏人各自应该如何调整立场

法广：您说提出的双轨共和制实施的前提是中国必须实现民主转型，这是一个长期性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制度转型，就今天的形势看来，这一天似乎还十分遥远。就目前而言，您觉得要缓解西藏问题，北京与流亡藏人方面都应该做些什么呢？

张博树：我在本书的最后就此问题作了一些讨论。我觉得就当下而言，北京应该调整他们的立场，刚才我们谈到北京历来对西藏问题做出一些曲解，特别是对1959年事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现在的领导人马上承认自己做错了，虽然从长远来说，这是中国领导人早晚应该要做的事，1959年事件的真相早晚应该公诸于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必须对这段历史做出诚实的反思，承认自己的责任。但是，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北京应该至少减少对流亡藏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的一些片面的甚至带有侮辱性的宣传，这些宣传在中央电视台或其他媒体是司空见惯的，这对双方建立真诚对话是十分不利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以及赵紫阳都曾经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姿态，今天的北京的领导人为什么就不能效仿当年的领导人适当地放低身价。而达赖喇嘛与流亡藏人方面，一方面，他们这些年忍辱负重，忍受了许多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作为汉人，我甚至感到有些内疚。不过，另一方面，流亡藏人在过去几十年期间对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所采取的一些重点措施也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藏人也应该调整思路，适当地淡化汉藏历史关系上的不同理解。应该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思路显示流亡藏人在现实地面对西藏问题上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中间道路的提法在海外流亡藏人中也有争议。如果说我对藏人朋友有什么建议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应该从长远看，以中国民主转型为目标，要求自治，积极对话，淡化历史问题，突出现实问题，寻找一条汉藏民族能够在一条屋檐下共同生活的出路。并且为找到这条出路搭起一个平台。

法广：感谢张博树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