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田律师谈薄熙来案中的法律认定问题

薄熙来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三重罪的审理本周正在进行，通过法庭公布的微博实录，济南法院审理中都出示了薄熙来曾经给中纪委学写下的认罪“自书”作为指控证据，而曾经在重庆搞“唱红打黑”，罗织罪名制造大量冤狱，比任何人都更加明白中国司法解释和实施尺度甚至漏洞的薄熙来，则公开宣布过去他自己写的材料作废，出现一次次翻供的戏剧性情节。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的司法审判中的法律认定问题？我们在今天的听众之音节目中采访了北京的律师唐吉田先生。

唐吉田律师向本台表示：在“职务犯罪”等情况中，也会有“翻供”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被告人受到酷刑和非法取证的对待 。这些人在侦查阶段或者纪委“双规”阶段，不便于为自己辩解，而到了法庭审理阶段，这虽不是最后阶段也是关键阶段了，因而就会为自己辩解。

唐吉田律师指出：“就薄熙来这个案件，他的翻供既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也出人意料。因为薄熙来并不是一般官员，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侦查起诉才走到审判环节，之前释放出的信息似乎是有关方面与他本人和家属达成了某些意向，庭审会按正常的常规程序走。但像这样一个人，不是因为有所谓组织的承诺，有党性就能取代他对权利的维护和争取。在这点上，我倒觉得这是该案庭审中一个出彩的地方。”

唐吉田律师认为：一方面检控方在取证方面确实存在欠缺之处。贿赂案经常是靠证人证言来固定，但由于各种原因，证人证言具有不稳定性。对薄熙来的控罪，官方已经做了最大程度的压缩，但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政治冲动的人，在他想来，在监狱里生活一段时间无论如何是免不了的。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接受这个结论，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取舍的过程。作为他这样的40年代出生又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红二代来讲，相对来讲，薄熙来还是更爱惜他的政治羽毛。他不可能像刘志军，陈良宇，陈希同他们那样百分之百的合作换取所谓的空间。不管薄熙来的政治观点，过去的所作所为如何令我们法律人质疑和反对，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我觉得他还是有个性特点的。如果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开放的国家，有一套程序来保证政治人物的行为不危害公众利益，他会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在中国，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不存在让人发挥的机制。

对于薄案审理中暴露出的证据不足的问题，唐吉田律师分析认为：由于中国的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就是以破案，将嫌疑人羁押最后送上法庭为目的，所以到了庭审阶段，法庭会自觉不知觉地迁就检控方把人定罪。如果按照西方文明国家的标准，中国大陆定罪的一部分案件是比较勉强的，特别是这种职务犯罪案件，长期以来过分地依赖口供证词，而不去收集完善固定其他的证据，一旦证词发生变化，就使得检控方的指控理由不那么服人。

如果薄熙来对指控一概否认或者翻供，法庭将如何处理？对于这个问题，唐吉田律师认为：如果没有物证和佐证，证言有变或者翻供，就要看翻供的理由是不是存在合理性，如果有，会有利于被告人，否则将对被告人更加不利。不同罪名指控情况会不同，贿赂案的情况比较困难，因为贿赂案不像贪污罪案，难以找到实在的证据。

唐吉田律师还对本台提出的其他有关法律审判的问题作出回答，请点击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