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经济政见引关注

今天（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经过“投票表决”,走完程序，李克强正式出任中国国务院总理。

午间，两家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时政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和人民网分别发布了万字长篇报道《大国总理成长史》和《解读李克强》，以市场化媒体常用的特稿手法，对李克强的成长、任职经历、政绩和政见等做了解读。

总理这一执行长角色，决定了他更多的发挥空间将是在经济领域，因此，外界普遍关注李克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思路与政见。

李克强不是温家宝式的文艺总理。《瞭望东方周刊》的封面报道《大国总理成长史》提及，李克强在河南、辽宁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书店，他阅读范围广泛，政治、经济、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有兴趣阅读外文书籍。

与地质专业出身的温家宝不同，李克强在跻身政坛最高层之前，除了官式表态，对具体工作的指导讲话外，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方面的文章发表。

李克强北大78级法学专业出身，也曾发表和翻译过法学学术论文，随后他在团中央任职期间，在职拿下了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年，李克强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此文后被厉以宁收入联名著作《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与李源潮、孟晓苏等人的论文并陈。

这本书中的观点，后来大都变为真实的经济政策。

1991年李克强发表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03期）获得了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

无论这次得奖是否与他的政治地位有所关联，李克强的这些经济论文，对了解他的经济政见，以及理解和预测未来一阶段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或将都有一定的帮助。

该文提出：“迄今为止，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李克强分析认为，由于城市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远远低于劳动力增长率，现代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的不是现代工业部门，而是收入较低的城市传统部门。

他认为，中国如果走上这条道路，后果更严重。中国城市工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很小，农村人口将大量进入城市传统和贫困部门。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城市病问题显著。而不能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所以，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农村，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李克强在论文中分析道：乡镇企业的崛起使中国农村工业部门逐步形成，成为介于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之间的新兴部门；乡镇企业带动了城镇的发展，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乡镇企业的发展，并未如李克强所预计的一般，成为三驾马车中的一极，而是世界工厂为特征的外向型制造业成为了中国过去十五年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李克强的分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的，因为，所谓城市工业，包括外向型的制造业，并未能成功吸纳数亿人规模的农民工。

李克强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占中国人口80%的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城市化的实现可以看作是三元结构转换成一元结构的最终标志。

他提出，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的向小城镇集中，逐步发展中小城市。并使已进入农村工业部门的农村人口继续向现存城市转移。要促成这一状况的发展，必须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使户口政策随之松动。

同时，必须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解决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过低问题，逐步实现工农业基本产品的等价交换。考虑到提高农产品价格可能引发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压力，可以不一次性取消剪刀差，而是使之不断缩小。国家也应增加农业投入补偿其利益损失。

李克强建议要松动户口政策、改革土地产权体制，认为“现有土地关系下农业经营的规模不经济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这一论文的思路，在李克强此后提出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隐约可见。

此外，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农业问题的论文中，李克强特别提及土地产权问题。

他建议在产权制度理论滞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论指导己不可能的情况下，应在稳定承包制的基础上，重点改革土地经营方式，允许并支持多种生产经营方式生动活泼地推进，产权制度必然会在现实中得到新的发展。

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曾对官方统计的GDP可信度表示怀疑，自称为了准确掌握经济脉搏，他自己更倾向于以三种经济指标：耗电量、铁路运货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作为观察点。

这一消息被记录在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外交密电中，并在前年被维基解密披露，此后，《经济学人》杂志就推出这项评估中国经济活跃度的新指标  克强指数(Likeqiangindex)，据说，花旗银行用它来对比工业企业利润，认为解释能力更强。

在李克强担任副总理后分管的几项重大工作中，他都重点强化改革，他曾提出，“改革的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2年12月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调研座谈会上，李克强就说：“一些领域的盈利亏损，可以让民营企业来投资、承担。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观，把握经济总量。”

半个月后的长江流域改革与发展座谈会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难替代市场，我们倒不如专心考虑如何创造好的发展环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去年11月，十八大闭幕6天，李克强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胡温的“后改革”时代，李克强的这句“改革只能往前走，没有退路……拒绝改革的人可能不会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仍然为习李体制的亮相高举起了改革大旗。

至少到目前为止，李克强的“改革”呼声，应者似乎寥寥，两会人事布局也难见新意，被排斥在政治密室外的中产阶级公众,大多对习李体制报以冷漠和观望，坚冰远未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