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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为何走上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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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已走上了歧路。最近在香港诚品书店,来自维也纳大学的教授朱嘉明讲演时作出如上表示。朱嘉明是北京人,1950年出生,典型的「老三届」,曾先后在西藏、黑龙江和山东务农做工;1978年考上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受到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倚重,列名「改革四君子」,其他三人是黄江南、翁永曦,以及今天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朱嘉明因八九民运流亡海外,二零一二年受邀担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RFI/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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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上台,外界盛传「习李新政」,朱嘉明不以为然。他认為,「新政」应该是新思维重新解决旧问题。在中国歷史上,「商鞅变法是新政,张居正改革勉强算新政,戊戌变法是新政,大陆改革开放初期是新政,但「胡温新政」是不存在的。「习李新政」是否算?要看有没有新思维、新思想、新方法﹑新理念和新价值观。

为什么说中国改革走上了歧路?朱嘉明回忆,对于八十年代的改革,人们有许多误解,指称摸著石头过河,不知道彼岸在哪里,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打算,朱嘉明说,这不是事实,在他参与的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中,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整整十年,人们对中国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清楚的,都认为,不论是政治的极权制度,还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僵化的公有制都需要改革,目标其实是想把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移植中国,结束极权制度,就是把权利交给人民,使中国进入避免西方社会缺点的现代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

其次,朱嘉明说,八十年代的改革是要解放工人,在打破大锅饭、铁饭碗的基础上,让每个中国老百姓都有自我选择职业、自我发展、平等就业的机会,这点在当时是非常之清楚,对按劳分配也做了很多理解,因為社会主义的大锅饭不是按劳分配,等于说社会应该根据大家的贡献,收入应该是有差别的,但不等于说要变成现在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而贫富差距是基于权利和资本,当时大家的头脑是非常清楚,这样的道路是不能走的,这个歧路明显是在九十年代发生的。

朱嘉明说,目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靠本身力量来完成社会公义的转型。它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由人民参加,但在现在中国体制下,中共拒绝人民参加,拒绝所谓的反对力量,或者批评力量,或者民间力量参加,还是局限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透过一些新的办法或政策,比如现在说的打苍蝇也打老虎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它最大困境。中国的问题需要全社会解决,而中共认为可以透过中国共产党内部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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