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困局

中国社会要求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已多有时日，12月18日中国发改委表示将可能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再次引发各方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法国中国问题网站12月20日刊登署名让保罗•亚辛的评论文章，标题是：中国户籍改革的困惑。现就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文章说，中国政府此次重提户籍制度改革话题，与十八大提出推动城镇化和拉动内需两大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轴直接相关，同时也兼具缩小社会贫富和地位差距的作用。但推进这一改革面临多方面的难题。

事实上，在人权保护组织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就已开启放松户籍管理的计划，但出于政治因素的种种顾虑滞缓了计划的推行，而一旦放开户口限制后，大批农村流动人口的城镇化，也势必带来资金和经济的困难。

政治与物质障碍

文章说中国政府在户籍改革问题上的保留态度可以在“环球时报”2月26日刊载的一篇文章中体现出来。这篇被亚辛称为晦涩难懂的文章一方面承认毛时代诞生的户口制度与目前中国社会人口流动大量增加的现状存在尖锐矛盾，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存在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不可能大步实施改革，文章说“中国社会还没有对剧变做好准备，取消户口的好处大于由此所带来的不便”。

亚辛在此介绍说，在由社会底层压力推动下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以“厘米小步” 尝试性地进行，官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引发剧烈社会动荡。而中国舆论对这种方式支持与反对的讨论交锋也始终未停。“环球时报”在为这种小步改革方式辩护的同时，提出彻底取消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户口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现实困难，使这个问题超出了单纯的道义范畴，对此，改革派财新杂志主编胡舒立观点截然相反，他在3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就鲜明地提出“户口制度在道义上是毫无正当性可言”。

受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限制，离家外出打工的农民通常要隔几个月才能见到家人，没有法律保障，家人享受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子女上学困难无门，这种社会现实，在中国目前个人权益和价值越来越多的受到关注、知识阶层开始不断为其 呐喊的大背景下，无论当局怎样辩解，都无法回避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人道问题。

文章提到2010年3月，中国13家报纸联合发表共同社论，呼吁加速户籍改革。户口造成的人为不平等、一部分人被社会边缘化的问题被多名知识界人士鲜明地提出来。

然而，最终迫使中国当局作出改革调整的重要因素却是经济原因，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政策性限制和歧视使选择在这些城市生存的流动人口数量减少，以至影响到企业招工，面临就业短缺的企业不得不提供办理居住证、或者干脆求助于网络黑市招工。文章说，网上招工的价格接近1000欧元。

道义、政治、经济上的矛盾

早在2010年就承诺改革户籍制度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3月再次提出，将逐步放宽中小城市流动人口的落户条件，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取消户口制度、尤其是在一些大型城市。

中国当局担心一旦彻底取消户口限制，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不仅可能引发政治敏感问题，社会福利面扩大所需巨款资金也将超出城市所能负担的水平。

中国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60多个，这些城市无论在住房还是公共设施方面都没有做好接受如此庞大流动人口的准备。一些固有的习惯做法被打破，城市明显偏向中产阶层的严重失衡的发展模式也受到质疑。

文章说，城市富裕家庭往往从房地产投机中获利。而政府在对城市周边农民土地开发时，往往尽量压低给农民的补偿，加大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份额。文章说，这种现象造成房地产商与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也因此推涨了房地产价格，影响到各地的社会性住房建设，阻碍户籍改革的有效进行。

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改革，但各派间的争论始终未停，在刚刚召开的十八大上，改革户籍呼声最高的中国改革派人物汪洋最终未能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显示保守势力的压力。

文章最后介绍了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推动广东户籍方面所做的改革尝试，广东省是中国改革最为活跃的省，也是流动劳动力人口比例最多的。共有3600万流动劳动力，占总人口的35%，因而户籍改革问题也更为紧迫。汪洋曾表示，几十年经济增长但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政府对农民工欠债太多。他推行的改革不仅解决农民日常生活问题，也提出建设更加民主平等的社会环境。汪洋清楚户籍改革的迫切性，他在年6月表示，农民工被边缘化、被忽视，社会只考虑他们廉价，如果他们长期融入不进城市，享受不到应得的权利，势必加剧矛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

然而解决问题又远非易事，据中社科院统计，解决一名农村户口需要财政开支7000欧元，仅广东如果要解决全部流动人口落户问题则需要2500亿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