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共的政治文化与宗教有着与生俱来的内在紧张关系

自2011年3月第一位藏人以自焚形式表示抗议以来，采取同一极端方式抗争的消息便接二连三地不断传出。藏民抗议北京政府镇压藏人宗教和文化、同时推行汉人文化的做法。至今，已有30多名藏人选择自焚，其中大多为喇嘛；每一次藏人自焚的消息传出，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反响。令人遗憾的是，各方吁请藏人不要再采取自焚的呼声并未能杜绝自焚现象。这些藏人究竟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何清涟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

最近不断传出藏人自焚的消息，有些画面十分惨烈，不忍目睹。藏人自焚已不是孤立现象，这些人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您怎样看待这种举动？

我认为这应该从中共方面找原因，而不是藏人。因为藏人对他的宗教有一套独特的理解。这不是汉文化所能够理解的。我最近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中共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仅限于藏传佛教，也涉及其他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这种紧张与共产文化特点有关。中共与宗教的紧张关系前所未有，是源于共产主义学说本身。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只有共产主义学说为人类的终极价值提供一种解释。如：共产主义理想，而且曾称之为“天堂”。这是其他社会都没有的一个特色。因为在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只有宗教才为人类提出终极解释。信奉这一学说的共产政权，建立的就是集权政治。它的特点是不仅要管理人间以及人的思想，还要管理神界，比如对藏传佛教，它作出关于达赖、班禅转世的规定。人去规定神的转世，因为在西藏的宗教文化中，将达赖和班禅视为神，是太阳和月亮。共产党出台的相关规定就是要管理神界，要负责对藏传佛教世界作出终极意义上的解释，超越它。所以它视所有宗教为异端邪说。

1949年以后，中共曾把本土一直存在的三教即：儒、释、道，全部禁绝。被禁绝的也包括天主教。即使改革开放后，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制度化的宗教、佛道有限度地开禁，但是，有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特点，就是：中共政权高于这些宗教。以前历朝皇帝基本允许宗教存在，但皇帝并不高于宗教，相反还是一些宗教的信奉者。包括到了孔庙，皇帝要去行三跪九叩大礼。但是，对于一些民间宗教如白莲教等，中国的封建王朝倒是一直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进行打击。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也禁止所有民间宗教存在。如果说共产党打击法轮工是源于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对于藏传佛教和其他教派的管控基本是出于这种共产文化的需要。

近些年来，北京加紧藏区的经济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今非昔比，但这些物质上的现代化终究满足不了藏人的需求。藏民渴望获得怎样的生活？

这也是我近来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面对法轮工的矛盾，当时包括知识界在内的中国人一致支持，认为这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2008年以后，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和西藏和新疆的矛盾，都包含有宗教，甚至宗教的矛盾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从宗教和社会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这一角度去理解。大多数汉人都在想，我们给了少数民族许多经济上的帮助，政治上也给了那么多的政策优惠，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一点与共产党的宣传是同构的。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发现，中国对待宗教和宗教史的态度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的文化学者一直把宗教视为解读人类文明的钥匙。但中国对待宗教的态度很不一样。

如何理解宗教现象？西方哲学家马克•布洛克曾经说过：宗教就像一个结，这个结将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大量不同的特征缠绕在一起。简言之，宗教的信仰牵涉到整个人类环境问题。我认为，任何宗教都有植根于社会土壤的强大原动力，并履行一定的社会功能，如心理安慰功能、社交功能、祭祖功能、治病健身强体功能、谋生功能、静心功能。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发挥的精神纽带作用。这一点在藏传佛教中看的很清楚。

共产党用政治暴力来解决宗教问题是不合适的。这只能造成共产党与各宗教之间的关系紧张，而且只会造成中共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内在紧张、造成政府与各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我可以预言，中国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冲突今后会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一项重要内容。北京应该明白：不应该采取暴力简单地取缔，因为人类有两种真理，一种是宗教真理，一种是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政治文化只承认科学真理。但他们不太清楚人的精神世界是需要另一种真理-宗教真理。这就是科学高度发达的美国为什么在每一次总统宣誓的时候，还要将手放在圣经上面发誓。

今年秋天，中国领导人面临换届，之后，新一代领导人是否会为解决西藏问题带来些许希望？

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因为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几个有这种文化素质。包括中国知识界也需要对宗教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