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背景下的湖北省委门口暴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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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背景下的湖北省委门口暴力事件
作者：宋鲁郑
（首发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年7月20日）

湖北号称“千湖之省”，是中国楚文化的发源地，省会更是中部地区唯一副省级城市 --武汉市。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和意义。特别是随着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的来临，湖北更成为两岸关注的焦点。然而，今天，湖北 引发全国关注甚至震惊的不是其历史，而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暴力事件。

6月23日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的湖北省委机关办事，莫名被从省委大院冲出的6名男子暴打。即 使陈玉莲亮明身份、围观者证实其身份也照打不误。施暴过程时间长达16分钟。随后趴在地上神志不清的陈玉莲，被人用车拉到了省信访中心的一个公安室，被两 名警察看守。陈玉莲苏醒后打电话给丈夫才获救救医。现查明，行凶者系水果湖派出所六名公安。

真相大白后，又再度发生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当日下午5点多钟，武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武昌区公安分局政委，水果湖派出所所长等一行看望陈玉 莲。分局政委说：“领导知道这事后很重视，你看我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并说，“误会，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

看完之后，真是令人拍案而起！人民政府是保护人民的，人民公安也是保护人民的，怎么竟然在人民政府前面，人民公安公然无端向一名共和国公民施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驻守信访办的公安知道信访办的职能吗？你们的职能是维护治安秩序，比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有打砸烧等突发事件。但当时的情况并 非如此。

更令人称奇的是，行凶者的上级前往道歉时竟然说：“误会，误会”，而不承认违法。（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英国首相卡梅伦向38年前的血案道歉时仅承认不正当，军队只是犯了错一样）。请问在今日中国，谁有权力公然向一位守法的公民进行人身侵害？当然最不可思方议的情景还在后面：“没想到打了这个大领导的夫人”。难道平民百姓就应该被无缘无故暴打吗？

如果想到当今的主政者力推建设“和谐社会”，此前湖北省刚刚发生过引发全国瞩目的邓玉娇事件的背景，今天在湖北又发生这样毫无人性的暴力事件，真是匪夷所思，超乎想象。

虽然这起超越底线的暴力事件从全国来看是相当罕见的个案―这从受害人老公接到电话后以为在开玩笑、以及她老公的领导得知此事时第一反应也是不相信可以验证（有两位有着上访经历的现场百姓也承认，上访过这么多次，第一次见过这么恶劣的）。但却突出地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的所有问题：官本位、公权力对民权的侵害、法制意识尚未建立起来。哪怕这位受害人，第一反应也不是报案，而是向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公打电话求救。而他的老公也同样不是报警而是向他的领导汇报。整个事件的解决路径都不是法制。

这起暴力事件放到超大规模的中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时代背景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虽然这样的事件绝对令人无法接受。它也再次显示了肩负沉重历史传统的中国转型之艰难。我相信此事件会在中国掀起一股民粹主义的风浪。但无论怎样，这绝不是否定今日改革方向的理由和借口。确实，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者绝少发生。但中国不会由此而倒退。至于自由派又要把这件事导向体制，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避免和解决，同样是不会被今日中国主流所接受。我们不妨看看中国的政治特区台湾。当“八八水灾”造成严重灾难的时候，官员们推诿、卸责。等到一个月以后，有位民选的县长才到现场视察。结果一位老农前去抗议，竟被同行的一位民选议员拿起石块将之砸伤！相比于今日湖北打人事件，岂不更为恶劣？

这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也定会在中国现有的体制下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就如同此前的邓玉娇案一样。这种调整能力、适应能力和弹性，也是中国制度之所以充满活力的原因。同样的，和过去许多事件一样，媒体的开放和报道自由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考虑到“倒回过去”的思潮已经无法得到今日中国社会的支持，不妨还是反驳一下自由派西方民主化的主张。

任何制度变革必须是内生性的，是符合一个国家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的。否则一个制度则根本无法运转。辛亥革命建立起的美式共和国已经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证明过一次。所以严复才在《宪法大义》讲道：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如果中国发生一起这样的事件就要否定这个制度，哪么西方发生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制度岂不更要被否定？美国年年发生持枪杀人案、平均每天81人死于枪击案而无法解决，这个制度岂不更要否定？

从文明的角度讲，西方文明来自欧洲，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欧洲地域虽然相当于中国，但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地势“支离破碎”却与中国大一统封闭和地理环境不同。因此生活于不同地区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多元的民族。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导致生活方式与民族的差异性，他们很难融合成一个民族，只能在竞争中求发展。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经过文明突变，才产生了资本主义。正如一位 德国社会学家所说的：“欧洲的不统一曾经是我们的幸运”。西方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历经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公民社会、法制完善、社会契约、民族 共识，才最终产生了民主政治和制度。也就是说民主制度是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条件的，与其固有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宗教与文化传统、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契 约等因素密切联系而又经相互制约的有机体。

中华文明来自相对同质性较强的地理环境，而且相对封闭。从而走向了大一统为特征的文明发展之路。这种文明注重和谐、秩序、稳定，而不强调竞争、多元。在这种文明下，直接套用西方文明基础之下产生的民主，岂能不出现冲突？

我们相信，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也一定会走出一条经济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