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世俗革命与政治伊斯兰

随着突尼斯革命冲击波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推进，舆论对这一事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从目前西方有关突尼斯、埃及民主革命进程的评估角度看，越来越多的观察者将问题集中于革命之后中东与北非社会转型。其中最受人关注的则是极端伊斯兰会否窃取革命果实的问题。

如果说，激进伊斯兰在突尼斯的力量不大，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政党主导革命后的政治转型的可能十分微小的话，但在埃及，这一可能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本周末，埃及穆巴拉克政权作出退让，同部分反对派人士进行了对话。从国外返回祖国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巴拉迪没有被邀请与会，反对派的主要对话者是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创立于1928年，属于政治伊斯兰一派组织。

伊朗革命历史难以在埃及重演

所谓政治伊斯兰，即是一种企图将宗教意义上的伊斯兰扩展至政治、经济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一种神权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如果穆斯林兄弟会单独建立政权，埃及可能出现同伊朗伊斯兰革命相似的局面。面对这样一种政治前景，毫无疑问发动埃及革命的世俗反对派是心存疑惧的。而这也是整个西方舆论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

不过，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伊朗革命的历史难以在埃及重演。其中原因不仅是穆斯林兄弟会远不能同当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声望相比，也不仅因为埃及革命并非由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宗教革命。从阿拉伯社会近代尤其是二战后历史演绎出发，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均以其革命的世俗性开创了阿拉伯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此次革命的世俗性特点正是观察今后革命进程的最关键因素之一。

我们可以从整个阿拉伯世界二战之后发展的历史框架下进行观察。二战之后，中东、非洲国家渐次走出殖民时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洲与中东去殖民化的历史大潮完成，与这一潮流相平行的是，一部分阿拉伯国家如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建立了世俗专制政权，但是宗教力量并没有在该地区有所退隐。历史的悖论是，这些以压制宗教势力、剥夺基本自由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世俗专制不仅没有能够有效地削弱伊斯兰的力量，反而激起了宗教的反弹。面对世俗专制，部分民众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企图从伊斯兰教义的道德理念中获得既能够抵御西方入侵，又能够拯救阿拉伯民族的思想武器。七十年代末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九十年代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是这种企图以伊斯兰拯救阿拉伯民族的理念在政治上的实践，也即是所谓“政治伊斯兰”正式登台执政。

埃及革命的暧昧不明之处

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相比，埃及革命的世俗性存在着暧昧不明之处，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在民众抗议游行的后期开始积极介入。但是埃及革命的世俗性特点仍然是不可否认的：革命的动力不来源于宗教，革命的对象也非宗教。革命要求推翻的是世俗专制，反对的是一党独裁。如果我们承认埃及革命的世俗性，那就意味着追求神权极权主义而无所不包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并没有足够的空间。

早在九十年代，已有学者指出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政治压倒宗教的事实与神权国家无法主导社会的“再伊斯兰化”过程已经表明了“政治伊斯兰” 的失败。其实，最为关键的是2009年六月发生的伊朗民众围绕第十届总统选举作弊而发起的抗争。那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对伊斯兰宗教专制的抗争。这一抗争虽然暂时被镇压，但却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伊斯兰共和革命的乌托邦幻象已经破灭。换句话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与随之而来的埃及革命以其世俗革命性质，不仅推翻了世俗专制，给世俗专制阻挡激进伊斯兰的历史时代划上了句号，也超越了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出路是“政治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