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改落后 激发公民社会

作为一个自由的国际性社会，香港离真正的民主社会仍有相当距离。香港的金融业﹑旅游业都和国际接轨，而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却令人不敢恭维。被视为「温和派」的「终极普选联盟」四月二十七日跟港府政务司长唐英年见面，表达对政改方案的不满，双方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RFI/Chine

众所周知，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国际性社会，可是许多人却不知道，香港离真正的民主社会仍有相当距离。香港的金融业﹑旅游业都和国际接轨，而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却令人不敢恭维。

被视为「温和派」的「终极普选联盟」四月二十七日跟港府政务司长唐英年见面，表达对政改方案的不满，双方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见面前，参与「终极普选联盟」的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表示，如果北京这段时间还没有任何响应，「这阶段的对话就告失败」。

陈健民生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三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一九九五年于耶鲁大学取得社会学哲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三年开始任教中文大学社会系至今。近年集中研究华人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曾经常到中国大陆不同城市做研究。数年前和一些人创立民主发展网络，也参与近月组织的「终极普选联盟」。

陈健民对亚洲周刊说，香港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功能团体的代表性无意义，而是在于安排了他们有否决权。香港长期以来都是自由经济的天堂，而这会衍生垄断、贫富悬殊的问题，像电讯等行业被垄断的问题非常明显。此外，香港长年贫富悬殊，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而大家注意力都集中于功能团体，把贫富悬殊及垄断等经济层面的问题，及官商勾结、政府闭门造车、社会沟通不足等管治问题都放在功能团体上去研究。

在香港的议会里，人们发现，政府对外界咨询明显不足，专家提出不少的疑问又不去公开辩论。而功能团体已变成一个能让政府轻松通过政策的机制，避免与民间太多的对话，这是很危险的。

陈健民说，功能团体一方面激化了深层次矛盾，阻碍了社会纠正贫富不均等问题及矛盾。另外，因为在立法会有足够的支持票，也会使得政府不急于与社会进行更多对话，丧失对事情的敏感度。

陈健民还提到，有一种永远的少数在任何社会都会出现，就那是有钱人跟工商界，他们有同样的心态，想争取否决权。但在民主理论上，一般来说会认为这些永远的少数不需要用太多的制度去保护他们，因为往往在民主选举过程中，他们资本的影响力已经是非常之大。在美国等国家的选举，他们所用的金钱很多，选举过程中政治捐献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些社会，财团有很多私下的渠道影响政府的施政，所以西方民主最核心的问题是资本对民主影响太大而不是太少，所以很少有考虑在民主体制内安排否决权给他们。

陈健民还说，政改如果没有进一步妥协方案，功能组别继续存在，不仅会让香港社会争议的箭头集中，更可能激发公民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