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驻华大使撰文讨论外媒是否“憎恨中国” 遭中国外交部召见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Caroline Wilson）3月2日在英国驻华使馆微信公众号，发表了题为“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的文章。她指出，“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中国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3月9日为此召见吴若兰，奉示提出严正交涉。

英国驻华大使吴若兰资料图片 © 网络图片

去年6月，英国驻华使馆曾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关于香港问题的更正说明” ，回应中国媒体就英国和香港的偏颇报道。英使馆当时指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能够就香港问题进行各方讨论。但这篇微信文章在发布两小时后被删，在这短暂的时间内，35万人次阅读了这篇文章，这是英国驻华使馆发布过的文章中阅读量最高的一篇。

吴若兰上周通过使馆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另一篇对中国官员口中，外国媒体在中国扭曲报道的说法作出回应的文章。她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亦通过推特表示，“一个批判性媒体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者，保护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就国际媒体对中国当局的批评为何不是憎恨中国的中文文章。”她的这篇文章后被指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被禁止分享。

对此，吴若兰3日在推特上提到，“好像有人不想让我的文章被分享”。英使馆并于当晚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发表其年度媒体自由报告提供了场地。吴若兰指出，“英国致力于保护全世界记者的权利和安全，我们敦促中方确保记者能够在没有骚扰、恐吓和拘留或驱逐威胁的情况下工作。”中国外交部9日则发表声明称，欧洲司负责人召见吴若兰，“奉示就其在社交媒体发表不当署名文章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欧洲司负责人称，“（吴若兰的）文章通篇充斥着‘教师爷’式的傲慢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颠倒黑白、操弄双标，这一做法同外交人员身份及外交机构职能严重不符。文章一经发出就引起中国公众的普遍不满，受到强烈批评。”该负责人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的从来不是外国媒体，而是那些打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旗号炮制假新闻、恶毒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的错误行为。要求对方深刻反思自身职责，摆正位置，多做有利于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事。”

同日，吴若兰通过推特回应称，“我坚持我的文章内容。毫无疑问，即将离任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坚持他在英国主流媒体上自由投书的170多篇文章。”此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日出席两会中外记者会时表示，希望并欢迎更多外国媒体记者成为“新时代的斯诺”。

就文章具体内容

吴若兰写道，“上个月是首架英国公民的撤侨航班撤离武汉一周年纪念日。当时，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公民都成功登机了，于是一些英国记者就我们对撤离航班的处理撰写了文章，揭示其问题所在。当时的形势充满了巨大的挑战。该文章报道后，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撤侨工作在那种情形下似乎饱受批评。”她称，“然而，这篇报道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外国媒体在中国的行为是独立的，并对本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行为都进行了监督。这令人想起了最近几周，中国官方媒体不仅发表关于攻击外国记者的报道越来越多，还指控他们反华。”

吴若兰称，“这些报道声称，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的批评报道证明了他们不喜欢中国。《中国日报》最近将他们形容为‘憎恨中国者’。本周一，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发布了关于媒体自由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在2020年出现了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外国媒体被驱逐出境事件。”她说，“我将在本文中解释为什么外国媒体批评中国当局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中国。相反，我认为他们本着诚意行事，作为政府行为的监督机构发挥着积极作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并保护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

吴若兰称，“在英国，媒体通常被称为‘第四产业’。这个词来自英国-爱尔兰哲学家和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87年，他说，英国议会中有三个阶层（牧师、贵族和政客）。而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阶层是‘在那边的记者席中’——独立的、能够提出挑战的媒体。”她说，“这一点在2009年英国议会开支丑闻中得到了证实，当时《每日电讯报》披露了一些文件，揭露普遍存在滥用议员津贴的情况。议员们用这些开支来支付他们自己的个人物品，其中一个议员把公共开支用于支付家养禽类（鸭子）的窝。这次曝光迫使这名议员偿还了公为私用的开支、辞职以及被刑事起诉。”

吴若兰称，“在英国，记者可以就任何话题采访政客，并向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这种采访技巧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他们开发了一种称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推理形式，通过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来寻求真相。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改编和扩展，认为：‘真理既不存在于论题中，也不存在于其对立面中，而亟需综合分析两者’。”她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杰里米·帕克斯曼（Jeremy Paxman）以其质问政客的风格在英国家喻户晓。他最著名的一次采访发生在1997年，当时他12次询问前内政大臣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是否曾干预解职一名监狱长。尽管这位政治家拒绝回答，听众还是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吴若兰称，“英国媒体还开展调查工作，揭露不法行为，为少数群体发声。2019年，一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通过拍摄揭露了杜伦县的一家护理院的自闭症患者和学习障碍患者是如何遭受护理院员工的身心虐待。因为他的拍摄，这家护理院被关闭，员工也被逮捕。而就在记者调查的几个月前，这家护理院的服务还在政府监管机构视察之后被评为良好。”她说，“中国媒体也能秉承‘舆论监督’的原则提供一些批判性的报道。比如说新冠疫情爆发期间，三十多位《财新》的记者开展调查揭露了地方当局如何压制吹哨医生和隐瞒病毒能够人传人的事实。他们的批判性报道并没有被视为他们憎恨武汉乃至中国的证据，相反，这些报道因在发现问题和追责上发挥作用而受到赞誉。”

吴若兰说，“除了《财新》，包括《财经》、《新京报》、《北青深一度》在内的其它媒体也就新冠危机进行了深度报道。但不同于外国媒体的是，中国媒体只能在政府允许的条件下进行批判性报道。正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2016年所说，‘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必须姓党。’”她说，“2015年，前央视记者柴静推出了一部关于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柴静未出生的孩子被检查出患有肿瘤，她为此谴责空气污染对此的影响并由此展开了调查。70%观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表示这部片子改变了他们对雾霾的观念，从而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人民日报也在官网上发布了这部纪录片，但一周内这部片子就被删除了。”

吴若兰称，“很多中国记者和企业都支持给与更多空间的媒体自由。虽然《环球时报》作为官方媒体近期抨击了外媒报道，但其总编胡锡进之前曾呼吁广开言路。在微博上他这样写道：‘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她表示，“无论在世界何地，批判性的报道都不能证明记者不喜欢这个国家。相反，它证明了媒体自由的价值，可以带来更准确的信息和指出需要改变的地方。正如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的座右铭所说：‘倘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亦无意义’。”她说，“我希望未来这类来自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重要报道可以得到更大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