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永忠：柏林墙的倒塌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难以阻挡

柏林墙倒塌今年迎来30周年。为了庆祝这一颇具历史意义的日子，德国举办了上百场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不过，与十年前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庆祝活动相比，今年的活动规模却略显逊色。

1989年德国柏林墙倒塌资料图片 法新社图片

11月9日当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出席纪念活动时发出呼吁，要求欧洲国家“共同维护民主与自由”。总统施泰因迈尔也在当天表示：柏林墙虽已倒塌，却出现了一道由沮丧、愤怒和仇恨搭建而成的新的城墙。这堵墙是无形的，却仍然在分裂我们，阻碍我们凝为一体。如何看待柏林墙倒塌后的德国？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柏林墙倒塌30年，德国举办了哪些纪念活动？

潘永忠：11月9日柏林墙倒3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柏林举行为期七天的庆祝活动。这些庆祝活动已于11月4日拉开序幕。为此，德国首都柏林将于11月4日到10日举行两百多场活动，隆重纪念德国和平革命的成功和柏林墙倒塌。

法广：您认为柏林墙倒塌30年以来，德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潘永忠：柏林「高牆」倒塌了30周年，意味著「二戰」後德國的分裂、東西歐的鐵幕，及東西方的冷戰，徹底的終結。

西柏林周围的柏林墙形成了东西方的边界。边防人员，铁丝网，地雷和自动射击系统的护卫，使这个边界设防几乎无法克服。它是东西方冲突最可怕的标志。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德国分裂标志在1989年11月9日倒塌。11月9日与德国统一紧密相连。他还提醒我们成功的抵抗和公民的勇气。

法广：30年后的今天，德国东西两边为什么依旧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具体有哪些体现？德国极右势力近年来有所抬头表明了什么？

潘永忠：德国是世界第四大强国：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39348.1亿，人平均劳动生产率是$48264美元，是第16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世界第二位，而2018年的人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是介于墨西哥与土耳其之间，第68位，是$9608美元。

任何国家都存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德国一直存在“极右”、“种族主义”的问题，诸如极右势力在德累斯顿市的影响力正不断增加。德国今年第二季度生产值是负增长-0.1%，这就意味着经济衰退。还有难民问题，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冲突等。

我不认为这只是东西德的历史遗留问题，尽管确实存在着历史原因，德国政府通过这30年采取各种措施与政策修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的城乡差异、东西地区差异、沿海与内地的差异等，半个多世纪都弥补不了。此外除了国家内部原因之外，今天动荡不定的世界政治经济，这些严峻的外部环境，同样也加剧了德国国内的矛盾恶化，德国是这个世界一员，自然不可能与世隔绝，或者说杜门自绝，应该说这来自于多方面原因。诸如：中东问题、美伊冲突、美中贸易战、美俄矛盾的不断加剧与冲突等。

法广：人们常说：突发的历史事件往往带有其必然性。您认为，是怎样的必然导致了柏林墙的倒塌？

潘永忠：柏林墙的倒塌，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浪潮汹涌。

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后，剧变开始。其后扩展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前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现大范围反对共产专制体制的抗议活动。这些也带动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春天，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从“反官倒反贪污”开始，逐步转变为对自由民主的诉求。同时，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执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月，匈牙利亦开始拆除其部分边境设防，大量东德居民经由该国流入西德。这加剧了东德内部的不稳定情绪，莱比锡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群众示威，最终致使柏林墙倒塌，两德合并。而苏联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这场剧变最终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告终，一般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1990到1992年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在1993年分裂。

是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难以阻挡！

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

柏林墙终将倒下的命运从它立起来的第一天起就已是定数。建墙者深深意识到，在与其敌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中，自身已经处于绝对不利的劣势地位。不建立起这座用机枪守卫的高墙，不足以阻挡其被统治者们大规模地用脚投票。当砖石之墙建起来的时候，信念之墙已经倒塌。围墙越多越高，越坚固，守卫的越严，说明自信越少，潜在的危机越大。

法广：德国与中国同在1989年这一年经历了柏林墙倒塌与天安门事件。这两个事件分别在两个国家？

潘永忠：我自己的观点是三方面原因：

一是人的因素。无论是东德，还是前苏联等，民主运动的主体成员，有一大批是政权体制内的官员参与、及大批知识精英的积极参与，形成了能主导与掌控整个运动方向与态势。而中国这方面严重缺失，相反也说明了中国统治者的顽固性与反动性，中共执政者是下令武装镇压，而东德的、前苏联的执政者最终没有下这样残酷的镇压命令。

二是宗教因素。西方的宗教，曾经是政教合一，就是后来政教分离，政权是不能管理与统治宗教，相反宗教一方面具备监督政权的职能，另一方面为社会运动提供场所，还能起到安全保护作用。而中国自古皇权凌驾于宗教之上。

三是时机问题。如果中国的八九民运推迟一年或者两年的到来，有了东德、东欧、前苏联的榜样，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有了参照目标与榜样，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强与增大。所谓的韬晦待时，或者说待时而动，这就是个机遇问题。不过中国的八九民运，还是为东德、东欧、前苏联提供了榜样与经验。

法广：有观点认为：柏林墙倒塌虽已三十周年，冷战却从来没有结束，您是否认同此一观点？

潘永忠：什么是冷战？按照“二战”后提出“冷战”的说法有两个特征：一是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二是这个世界处在核战争阴影下，即“没有和平的和平”社会。

显然，这个世界依然是专制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的对峙与并存，及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与碰撞，从而带动了军备竞争与炫耀武力等，这就是明显的“冷战”又回来了，或者说从未离开过，只是“冷战”的高潮与低潮的区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