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25年前，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由北京天安门广场卷动全中国，但最终于当年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在血泊中惨烈地结束。无辜者的鲜血使得6月4日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让人忘怀的日子。当年的学运骨干人物之一、六四后被中国当局列入21名全国通缉追捕名单的王超华认为1989年4月中旬起席卷全国那场运动是中国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自下而上的争取参政议政权利的运动。
为了解释开枪的理由，中国政府曾将这场运动的定性为“动乱”，甚至是“反革命暴乱”。
王超华回首当年，认为当局这种文革式的语言、以及民众对文革回潮的担心让无数普通人加入了学生的游行队伍。六四后被迫流亡美国的王超华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忧心文革回潮是促成八九民运重要因素之一
法广：1989年学运开始的时候，您其实已经不是刚入学的大学生，而是在读研究生，在参加游行活动的学生中是年长者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参加青年学生的游行活动？
王超华：我对当时形势的最大感触 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共识，就是觉得改革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前一年因为价格改革（导致）通货膨胀、抢购失控，到89年1月的时候，中国又重新出现票证。大家本来以为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了，而且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但1989年春节之前，买鸡蛋、买肉等又重新有限制，重新需要票证。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可是，1988年和1989年这两年的（人大、政协）两会却开始控制言论。文化革命以后，两会一直是一个表达意见的场所。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人们）可能还有所顾忌，比如有很多底层上来的、从文革时期过来的一些代表或者党员还没有脱离以往的那种纪律约束，可是，全国政协会议在八十年代早期是最能带出不同意见的一个场所。
我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去开会都会带回一些发言的意见。这个现象可以从戴晴编辑的《三峡，三峡》（这本书1989年编写好，但因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而不被允许发行）里看出来。很多老人，像黄万里等人，他们在1949年以前就担任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自50年代治理黄河开始，就已经对中国的水利状况做过很多的研究和参与。当时（八十年代，法广注），政协正是这些人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发言最踊跃的时候。可是，在88年和89年的时候，这样的发言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89年春天时候，已经变成：8个民主党派必须各自指定一个人发言，而且发言要限定时间。（面对这种情况），知识界中不安、不满的情绪很强烈。
我当时当然有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渠道，而且，也很有同感。我当时觉得，当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当局）采取的措施首先是控制言论，那不是又回到“四人帮”时代了么？！我觉得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反应，可是这一点后来 包括此后二十多年的纪念活动中都很少被提到。
民间对文革的警惕与政府的文革棍子
法广：从您的经历来说，从您与政治生活的接近程度来看，您当时投入到学生们的运动当中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政治是个敏感话题，甚至是一个危险话题？
王超华：当时肯定是想到这些了，特别是像我们这些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 我岁数比较大，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而且，我父亲是北大教授，文革中一直受迫害，关牛棚、批斗……所以我们家很警惕。但我自己当时很想参与，所以，从胡耀邦追悼会的时候，我就已经参与进去了，但家里不知道。后来，绝食开始了，我老不回家。北大中文系的人（在广场上）来回来去，家里人也就知道了。我父母最担心的 这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反应 就是：一定不要接触外国记者！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魏京生的案子记忆犹新（法广注：，魏京生1979年因被指控向外国人泄露国家军事机密，并撰写“反动”文章和主编“反动”刊物，而被判刑15年）。就是说，如果接触外国记者，不管怎样，都很容易被戴上一顶帽子。你想想，我们那时刚刚从一种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来，尤其在碰到政治这种敏感话题的时候，如果再有这样的借口，那就等于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当然，当时没有想到最后会有这么惨烈的结局，否则，是否跟外国记者接触都无关紧要了。
可是，我觉得整个北京城的人民对于文革也可能回头都有一种警惕。但是，民众不愿意看到文革回潮，与中央政府不愿看到文革再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不愿……
法广：区别是什么？
王超华：胡耀邦追悼会是在4月23日，可是那之后学生却开始罢课。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大标题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动乱”这个词是审判“四人帮”后，四千人大会为文革做结论的时候使用的词语，定义十年文革是十年动乱。结果，四•二六社论立刻把全北京都动员起来了，不光是学生。4月27日那天，我们（游行队伍）从早上走到晚上，很多市民都站在高架上，或者桥上，往学生队伍里面扔汽水，扔面包……真是从来没见人们这样主动过。
法广：您怎么理解民众做出的这么强烈的反应呢？
王超华：当时大家一看四•二六社论，立刻就传出了政治笑话：是不是姚文元被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是不是张春桥又出来写社论了？……大家的反应就是，我们之所以不满意文革，主要就是不满意“四人帮”这种用意识形态随意给人扣帽子、打棍子这样的统治。我们本来以为改革开放包括给我们更多的说话机会、更多的公开讨论的机会，怎么刚开始提意见，马上就又来这一套？这整个就是文革社论的翻版！
可是，从中共的当权者来说，他们想用的棍子正好就是文革，而且正好是用“动乱”这种词来标志学生运动。为什么后来学生绝食都聚焦在“动乱”这个词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生和民众心目中应该有的政治权利和不应该有的文革回潮，这个态度与中共元老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相互对立的两种态度。
四•二七大游行：万众一心反对高压政策
法广：学生和民众之所以反应强烈，也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与“动乱”完全无关。25年后回首，您对当时这场运动留下的是什么印象呢？是波澜壮阔、群情激昂的气氛么？
王超华：这场运动因为持续了两个月，所以，情绪实际上是有起有落的。四•二六社论后的四•二七大游行，那真的是群情激奋，真正是波澜壮阔。学生队伍走到警察面前时都有些犹豫，自问是否应当调头。前面的群众根本不顾这些，开始推那些一排一排的军警 好像也不是警察，他们都穿着绿军装……在长安街西单路口，学生们大概停留了十几、二十分钟，前面的警察已经被市民推开了，他们在喊：学生快过来，快把大旗打过去，只要大旗过去，军警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就这样一直推进到中南海前面。
本来学生队伍停在西单路口，在犹豫，想是否应当调头改道，我当时也在参与讨论，我说，要想调头可以从西单拐弯。前面这些青年学生就很害怕：那边都是商业区，万一发生什么商店玻璃被砸的事件，那不都成了我们的责任么。学生们其实都是很紧张的，很怕出什么意外，会被追究政治责任。可是，那天的市民真是……那一天确实让我感觉群情激奋，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完全不是从上到下组织的民众，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这么激动、这么多的人，一起反对自上而下的高压政策！
法广：而且，那天虽然这么多人，但并没有发生任何打砸抢事件……
王超华：没有。我那天早上骑车到处去帮助高自联送通知，下午，我从东直门回来，去找我的自行车。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长安街每一个路口上，车根本推不动，犬牙交错，各个方向的人都走到十字路口，而且多半是自行车，没有机动车，自行车都横竖交错，半天推不过去一辆车，但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吵架。真是惊人呵！那场面真是太惊人了！
八九民运 民间参政议政积极性的最后一次大展现
法广：25年后，您怎么评价这次运动呢？在您看来，值得在历史上留下记录的应该是什么呢？
王超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群众表现出来的最大的要求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这些不光发生在北京，当时大概在全国大大小小100多个城市都有发生。现在美国有记者出书，讲述说，当时成都在6月5日、6日等于发生了天安门的翻版，有军警出动镇压；在上海，六四镇压的消息传出后，工人都上街堵路。我这两天还在翻看当时的记录：6月5日晚上，上海公安局派人去清理街头的路障，但第二天早上，各个主要路口，又被堵上路障，结果是上海变相停业，变相地大规模罢工；在武汉，不只是学生，有数不清的人跑出去拦阻长江大桥，致使武汉长江大桥被迫停止了交通……所以，这是最后一次全国的、大规模的、群众自下而上地说：我们要有政治发言的权利，我们要对政治表达我们的意见。
不是说中国人不关心政治，这样的参政议政的权利要求实际上是被暴力镇压下去的。我觉得那是最后一次表现，它让我非常感动。北京戒严令之后，（当局）就开始往城里送军队，在大北窑那边，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群众，军车就是开不过来，岁数大的老太太就躺在街上，说，要过，就轧过我们去……就是因为无形当中，就动员起来成千上万、上百万的民众，都不是学生派去的。他们在围绕城市的所有路口，南边的六里桥，北边的安贞桥，到处都有人堵军车。我觉得他们有一种骄傲和自豪：你们要进来，就踩着我们的身体过去！所以后来才会有挡坦克的场面被全世界记录下来。
回首当年，王超华认为，这场运动的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八九六四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永远的负资产，不管是当年参与镇压者，还是后来的接班者，都摆脱不掉。八九也给那些没有权利的人留下一个记录，留下一个永远的疑问，而当局每到六四都采取类似断网、封网的举动吸引那些原本不知道六四的人去探寻究竟。六四的军事镇压也让执政者有了一个新的逻辑：稳定压倒一切。此后的20年，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是因为当局用暴力镇压了政治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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