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富尔与中国 (一)

我们知道：戴高乐总统曾经委任当时的法国政治家埃德加-富尔在1963年以其特使的身份前往中国，从而使巴黎与北京在1964年1月27日正式宣布相互承认。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时，人们也许更有兴趣了解这位法国政治家与中国的关系，他对中国的认知程度，他对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施加的影响。这对我们理解中法建交的历史背景和50年来的世界变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埃德加-富尔生于1908年，1988年去世。他21岁成为巴黎律师界最年轻的律师，二战中流亡突尼斯与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利亚的抵抗力量会合，从而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长达80年的生命中，他多次担任法国政府部长，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两次担任相当于总理的法国政府首脑，他曾经还是人气甚高的总统候选人，并在1973年到1978年间担任法国议会主席。

埃德加-富尔一生去过三次中国，第一次是1957年6月，这是一次中国政府邀请的私人旅行。第二次是1963年10月，埃德加-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对中国进行非正式不公开访问，完成了巴黎与北京的建交谈判。第三次是1980年，时隔16年再去中国的埃德加-富尔看到文革10年荒废了的中国和没有多少进展的中法关系。

在今天的节目中先向您介绍埃德加-富尔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埃德加-富尔是这样记述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的：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57年的6月初，那是一次中国政府邀请的私人之行。我可能是最先被中国政府邀请的西方人之一，说不定是第一个人，但我对此不敢肯定。我进入中国边境的时候是凭着一张印在散页纸上的签证，因为那时中法间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这次在中国的旅行大约有六个星期，我和夫人游览了中国的一些地方，自然也会见了政治人物。我和夫人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待，我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有数次相见的机会，有时还有中国政府的其他成员在场。

回到法国后，我出版了一本名为《蛇与乌龟：人民中国》的书，我在书中建议：如果承认中国，对法国将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我那时的看法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国当时断然并简单地采取不承认中国大陆的立场，这种做法是十分荒谬的。我在担任法国政府内阁主席( Président du Conseil 法国第三和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首脑的称呼，相当于总理)时，就开始研究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并没有来得及解决。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试图在北京和巴黎互设一个新闻机构，使中法两国间起码有一个联系的中转站。

我在书中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福尔摩斯即台湾问题，这是我们面对的最困难问题。我提出的解决方式是：我们在北京开设大使馆，中国人则在巴黎开设大使馆。同时我们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代表处，为的是不与蒋介石元帅分手。我把这本书寄给了戴高乐将军。将军像他习惯所做的那样，给我手书一封相当长的回信。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他兴趣盎然地阅读了我的书，他对与中国建交的设想很感兴趣。但由于当时法国国内的内政问题，将军的心境不佳，因此他认为当时还不是为与中国建交而努力的有效时机。

也许是因为我们曾经通过以上这封信，而且因为戴高乐将军还记得我的书，所以当将军重返政坛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1960年的一天，他要我去见他并谈中国问题。我当然在这之前有多次见到将军的机会，但都谈的是其他问题。交谈中，将军问我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是否有什么建议？我回答他说：虽然我一直抱持原来那本书中赞成与中国建交的立场，但我现在还不能建议他立即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与中国建交，因为当时的形势在我看来不够有利。我特别担忧的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对此事的影响。如果我们现在派大使去中国，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处于被批评碰钉子的风险之下，我们的大使可能有一天还会碰到阿尔及利亚解放组织的代表。”

以上您听到的是埃德加-富尔所写的第一次去中国前后经历的文章。有关这段经历的一些细节，埃德加-富尔后来给予过补充说明。首先：为什么北京当年会邀请他而不是别人？埃德加-富尔解释说：北京在1955年就对他发出邀请，是因为他一贯以开放精神著称，和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明智务实态度。北京注意到他曾经以法国政府首脑，即总理的身份在法国参议院的一次发言中说过：“如果以为在台北的中国才是中国的话，是不现实的。”他在担任法国政府首脑期间作出的另一个姿态就是以上提到的他促成建立双方新闻代表机构一事。另外，当富尔得知有一个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法国时，就坚持要在总理官邸马提尼宫会见这些中国年轻人，要和他们谈谈话。后来富尔去中国时，毛泽东与他提起这些事，说明毛泽东对他的友好姿态是很在意的。

第一次中国之行后，回到法国的埃德加-富尔继续相当高调地谈论中国问题。他在《费加罗报》撰文，出版《蛇与乌龟：人民中国问题》一书，他的夫人也发表了一本《中国行日记》。在《蛇与乌龟：人民中国问题》的书中，埃德加-富尔以他当时有能力占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发展的有限信息，试图分析中国式共产主义和苏式共产主义的异同。富尔对中国当时反右运动及前期的所谓“百花齐放”运动发表了悲观看法。

在思索共产党中国这一特殊问题时，埃德加-富尔是将其放在当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对立，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间对立这个看不到出路而无解的全球整体问题之下考虑的，希望通过与红色中国恢复正常国家关系而走出意识形态困扰的死胡同，即便这会引发美国的不满。 埃德加-富尔回忆说：当时东西方对立关系紧张，毛泽东也希望法国能发挥中介调解作用。毛泽东称赞法国的光荣历史，说法国比中国更能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感受到积极态度的埃德加-富尔于是提出更大胆的设想，他说：“我赞成西方世界强国，特别是法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能采取一种新的，更加开放，更有自信，更勇敢的态度。”

埃德加-富尔第一次访华中还多次谈到周恩来，说周曾经在法国曾经勤工俭学，看起来听得懂法语，但有时说很少几个法语词。周恩来告诉他说：“他在法国时才真正产生共产主义信仰，他认为：把工薪阶层变成资本家是不可能的，但把资本家变成工薪阶层是可能的，我们7年来就是这样做的。”

埃德加-富尔认为毛泽东对法国的称赞既是出于中国人的谦虚，也表现出对中国人独立自主的骄傲。正是因为中国取得巨大进步，中国才更敢于强调自己的不足。对这样一个中国及其领袖，西方国家却视而不见，埃德加-富尔认为这是一种荒谬的态度。他问道：“我们坚持这种态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难道要建一座长城来包围中国？用城墙外交来对付这位走过长征的领袖吗？”

以上为您介绍的是法国政治家埃德加-富尔1957年6月在中国政府邀请下对中国进行第一次私人访问的过程和他对中国的认识看法，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在法国政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埃德加-富尔当时对中国的认知，和他对与中国恢复国家正常关系的理由。五年之后的1963年10月，埃德加-富尔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代表第二次秘密前往北京，展开巴黎与北京间的建交谈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