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是掌权者真正自我解脱的选项

今年5月以来官方的“反宪政”攻势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它几乎激起了大陆宪法学界的同仇敌忾，而持“护宪”主张的群体，更是在这次风潮中分化组合，出现了“社宪派”和“普宪派”之争。两个多月过去之后回头再看，官方处心积虑地试图打击宪政话语，却发现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为更汹涌的宪政话语提供了契机，这恐怕是当初始作俑者未曾预料的。

2013年5月，大陆思想界围绕“宪政”问题发生争论，首先是以观点正统保守著称的《求是》杂志，在其下属的《红旗文稿》发表杨晓青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明确将“宪政”同“资本主义”划上等号。随后《环球时报》发表社论，声称所谓宪政就是兜圈子否定中国既定的发展道路、用新说法提出中国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而中共中央另一份理论期刊《党建》也刊载署名“郑志学”题为《认清“宪政”的本质》的文章。这一连串密集动作，似乎表明宣传部门对近年来日益升温的宪政研究感到不安，尤其针对今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试图将“中国梦”定义为“宪政梦”一事而展开反击。

但是这场“反宪政”的攻势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相反，它几乎激起了大陆宪法学界的同仇敌忾，一时间从八十多岁的老法学家到中青年学术骨干，纷纷发表文章反驳。而持“护宪”主张的群体，更是在这次风潮中分化组合，出现了“社宪派”（社会主义宪政）和“普宪派”（普适价值宪政或自由启蒙宪政）之争。两个多月过去之后回头再看，官方处心积虑地试图打击宪政话语，却发现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为更汹涌的宪政话语提供了契机，这恐怕是当初始作俑者未曾预料的。

观察者通常认为，在官方反宪政攻势的背景下，社宪派和普宪派在根本原则上并没有分歧，而最大分歧在于实现宪政的路径上。社宪派代表人物认为，只有现行宪法框架下推进才能为宪政转型提供可操作的现实路径，而普宪派则反驳称，1949年以来六十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现实性”属于一厢情愿。围绕这场争论，本台采访了在这场论战中明确为普适价值宪政声辩的赵楚先生。

RFI：您一直积极参与到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当中，而最近一场比较火爆的讨论，是官方发起的“反宪政”话语，以及民间社会的接招。但后者主要集中在所谓“社宪派”（社会主义宪政）和“普宪派”（普世价值宪政）之间的论战。您旗帜鲜明地站在“普宪派”一边，能否解释一下这种选择的出发点？

赵楚：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两点说明。首先就是所谓的“社宪派”和“普宪派”其实没有根本区别  大家都是拥护宪政的。“社宪派”所强调的，并不是在宪政基本原理和基本形式上与“普宪派”有分歧，而是它认为，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况，需要提出“社会主义宪政”这样一个具有可行性的措施和方案。因此可以说，在基本原理和目标上，大家并没有分歧。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样一场关于宪政的讨论在全社会范围内激发了这么大的反响？因为今天的内外危机氛围都很敏感，而宪政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危机的一个总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它为未来的逐步解决真正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

讲到这里，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辨明。就是人们常说宪政是社会问题和权利问题的出路和解决方案，但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这也是当今权力的一个解决出路。今天我们看到的政权采取的很多措施，包括在宪政问题上发出明显不合逻辑、不合学理的霸道言论，都是一种防卫性的反应，是一种危机之下的过度防卫。而这种强烈的危机感、所谓正当性的缺失、所谓“宁无一个是男儿”（据传是习近平针对前苏联解体的评价）的担忧，靠逐步施压是不可能解决的。

简单地说，党本身也面临着转型。从韩国和台湾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到，专政党是有可能转型成为一个现代政党的。但这样的现代政党必须在宪政的原理和框架下去实现。可以说，作为真正的解脱，最需要宪政的，不仅仅是公众和社会，也同样包括权力拥有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甚至更加需要宪政。

RFI：但同样在“普宪派”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指望中共主动进行转型是不切实际的，只能等它崩溃后再另起炉灶，建设新的政权。您站在“普宪派”一边，可是同时又提到宪政是执政者自我解套的一个选项，怎样看待两种观点之间的分歧？

赵楚：我们从英国宪政中可以看到，所谓Parlement，本身就是国王权力、贵族权力、社会权力、教会权力的集合。所以宪政和以前布尔什维克革命所讲的阶级斗争、谁打倒谁、谁剥夺谁相比，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原理。它的关键在于，所有的社会阶层利益可以在一个和平的博弈框架中达成一种契约。换句话说，它不是被某一个阶级封闭的，而是每个阶级都可以选择加入的进程。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在1949年以前中共历史上所做的很多工作，无论是按照中央决议还是在国民参政会的发言来看，他们并不反对宪政。换句话说，昨天支持宪政是昨天的政策，今天反对宪政是今天的政策，而明天它也可以选择重新支持宪政，加入到这一潮流中来。这并不是为了人民谋利益，而是为了政党自身的利益而加入进去。

反过来说，如果它拒绝加入进去，那结果可能就是我们在前苏联看到的情况，也就是最高领导人所担心的所谓“宁无一个是男儿”。这些“男儿”不是因为怯懦才不去阻止当年事件的发生，他们站在被解散的苏共大楼外鼓掌，因为他们对这个党失望了。

RFI：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涌现出一大批研究作品，这股研究热潮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很多人的用意也很清楚，就是用当年晚清的危亡局面和今天做对比，敦促当权者尽早采取措施，未雨绸缪、防范危机。您觉得今天的局势和晚清相比，究竟有没有可比性？

赵楚：这些研究著作我也注意到了，它们的用意的确是在提醒当权者、也在提醒社会，即社会危机靠单方面的施压是不可能解决的，只会深化危机。

当然，涉及到晚清和今天的直接比较，我觉得可比性并不多。当时晚清危机的一个主要问题，包括后来的一些负面发展，可以看到是由于外部压力过大。而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领域情况恰恰是相反的，是外部流行“中国威胁论”，担心中国的压力。

所以换句话说，中国在今天的局势下走向转型，对于当权者和社会可能是一个共赢局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因此，虽然我们看到当权者一方面采取了很多高压政策，有人用传统意识形态来解释，也有人用既得利益来解释，但我个人认为，这基本上是由于它内部无法整合，出现一种“党内治理失序、失效”所造成的无所作为和瘫痪局面。

RFI：涉及到短期和长期的判断，有学者提出了相对明确的时间表，比如“五年看改、十年看埋”。您又如何看待宪政转型的预期？

赵楚：中共会不会政改、会不会推出政改时间表，这都是没有办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三十年间关于中国政改的时间表，基本上全部被时间所埋葬了，没有一个是准确的。

但是，大的趋势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无论中共改与不改，中国社会百年以来的现代化转型和宪政民主转型的潮流是不可能更改的。而今天整个社会的觉醒程度、民众对自身权利的敏感度，以及伸张权利的意志和决心，也是过去一百年来从广度、深度和烈度看，从来没有过的。无论是中国的当权者，还是民间社会的观察者，或是国外的观察者，都不可能忽略不计。

其次，这种趋势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这未必像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解体，相反，统治者也可能选择去加入到某种变革的阵营中去。换句话说，哪一天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什么形式，这并不重要。但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社会不是主要阶层  包括当权者在内  都选择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撕裂性的、并不理想的、代价很高而成果很小的。

所以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也是用一种意见的形式来推动社会，使得无论是当权者还是公民社会，都尽量朝着同一个方向去思考。因为只有这样，当巨变来临时，整个国家才可能朝着一个比较健康、合理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