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伦：“七要讲”才是中国的希望

中共新领导发布指令，禁止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是为“七不讲”。法国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在上次《人与社会》谈了“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利”的不许讲，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本次《人与社会》专题请他继续解析“7不讲”的后面三个不能讲：

历史错误不能讲是不自信

 张伦：“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讲”，据说它的前提是要“继续高举毛邓旗帜”。如果说毛的错误不能讲，那就不会有邓了嘛！之所以有邓的时代，就是在以批评、否认毛的错误的前提下，才开出一个新的时代。这样荒唐的提法，我觉得是不自信到极点的一种状态。一个政党不能讲自己犯过错误，不就是“神”了嘛，就是伟大，光荣，一贯正确了。这根本不可能是事实。而且，过去造成的一些错误不检省的话，只会犯更多的错误。这是连个王朝的帝王都懂得道理，怎么现在这些人见识到如此的水准，我真的完全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讲，那我们要讲什么？就是中共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如果这样讲的 话，就会让所有人都觉得是滑天下之大稽。恰恰是人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尊严，赢得未来。而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检省，用掩耳盗铃，鸵鸟方式处理问题的政党，没有自信，不会赢得人们真正的信任，也绝对不可能有未来。

 中共前后30年的异同

 法广：习近平最近提出，中共掌握政权后的前后30年不能对立起来，认为都是对的。怎么会出现这个事儿？

 张伦：我没有看到具体的提法，因为现在都是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在有一点上他也没有说错：这六十年确实是中共一党统治方式下来的，许多统治方式是始终如一的。比如最近要搞整党，包括新闻控制，这些东西，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那30年和这30年，本质上，老实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但另一方面，这30年和过去30年又有一个重要不同：后30年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前30年的一些错误，改正了一些做法。比如，给人们更多一些自由，在经济领域搞市场经济，给人们一些新的社会空间。这一点，又是这30年跟过去不一样的。

 那么，他（习）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是说，前30年也对，后30年也对，那么，如果前30年对，就不会有后30年了；后30年对的话，前30年就肯定是错。

 如果是说，他要坚持一党专政的管理方式，前后两个30年一致的这些东西，这方面，恰恰是后30年发展到今天，要有突破，要有一些新的模式发展出来，才能够不仅仅对这30年，对前30年和这30年都具有的一些问题，做出一些检省，提出一些新的提法，做一些新的尝试出来，来开创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个角度讲，他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只能是延缓中国社会进步，对中国的未来，对中国的思想解放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权贵结盟 尽人皆知

 法广：7不讲里有“权贵资产阶级不能讲“，你怎么解读这个不能讲？

 张伦：那当然不能讲了嘛！中国现在谁有钱？谁有权？而这个权和钱双方的结盟，又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所有中国人，甚至外国人，都心知肚明，当然也是高层心知肚明的事情。你说这些人到底拿了多少钱？贪了多少钱？不要讲西方媒体披露出来的关于中共高级领导人家产的问题，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下文，没有解释，就讲他们现在审判的官员，这个铁道部部长，贪那么多钱，这不就是权吗！“贵”是什么？是那些与权相连的暴富的商人，是他们给他又送女人，又送金钱。这个 “权贵”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利益结盟，这样一个集团，这是事实，这也是中共自己现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大规模的腐败，形成利益集团，否则也不会引起人们这么多的愤怒和反响。

如果这个提法不能提，那你能不能给我提出另外一个提法？到底是什么样的提法？我想，这种粉饰太平，掩耳盗铃的不正视现实的做法都是内里不自信的表现。其实你真正面对这个问题，勇敢地挑战，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能最后找到出路的做法。

 司法不独立 社会不公正

 法广：传说“7不讲”里最后一个不要讲是“司法独立”，你怎么看不让讲司法独立？

 张伦：不让讲司法独立，那肯定还是要“党管司法”，“党大于法”。但问题是，你司法不独立，怎么解决中国社会不公的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这么多遍地的冤案？怎么解决司法里的腐败？如果说，政法委能管理，能办好这个事情，能很好的给社会以公正的话， 那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我们就不用谈了嘛！

古今中外历史现实都证明，司法独立程度和社会公正水准有很直接的关联，司法越独立，很大程度上就越能清明。而司法一但清明、独立，这个社会的冤案才能减少，社会才有更多的公正，人们在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平，受到冤屈的时候，社会有矛盾的时候，才能有一种司法救济的途径。你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以党的管理方式来办案，司法不能独立，那么中国的社会不公正，不平之气，暴烈之气，只能继续的发展下去。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事情。

如果过去党办案能解决问题，那就不用等到今天，今天的所有问题我们也就不用谈了。所以“司法独立不让讲”，我就不知道他们到底要讲什么。但事实上，最近我也看到在探讨所谓的司法改革问题。比如说，能不能把地方的司法权力直属归中央垂直管理等等。姑且这个问题最后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司法独立问题我们不讲，但这个思考和尝试的逻辑本身就是司法独立的逻辑，就是要司法从地方的行政权力当中独立出来归中央管。这样一个做法在做，但是又不准讲，就很让人无法理解。

 “七不讲”造成社会和权力紧张

 法广：那么“七不讲”能否缓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

  张 伦：这样的“七不讲”的出现，可能是跟中国现在面临比较深重的一些危机的状态有关。而面对这样深重的危机，中共现在鉴于各种各样利益上的牵葛，政治上的考 量等等，又不愿意迈出比较大的步伐，那么所有的目标，可能就是维护当下的稳定，统一思想，靠这种旧的方式来应付这样的局面。但是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是中国回避不了的。不管你中共发第9号文件，还是发90个文件，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当下社会许多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你不去面对，以掩耳盗铃和鸵鸟的方式来处理，只会延误问题的解决。最终你还要回到这些基本的问题上来，所以你怎么要求不准讲，其实人们内心可能还是都要讲。社会追求的取向也还要向这方面发展。 它造成的社会紧张和权力的紧张只能更严重。

  “七要讲”才是中国的希望

 法广：中国的改革与转型朝着什么方向走？

 张伦：中国的和平转型，和平改革渐进， 能够走出一个可能的方向，其实在我看来，恰恰是“7不讲”当中的东西都要讲。出于现实的一种考量，我们可以不一定用一种激进的方式讲，但是用渐进的方式来讲，让这些东西深 入人心，比如说自由，人权，民主，法治这些慢慢都要讲才行。新闻自由，要给人们多一些新闻的空间，这样才可能真正纠正执政者的失误，监督腐败。没有新闻自由，你谈什么“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习总讲这句话，不是完全一句空话吗？“公民社会不讲”，你怎么能建设一个新的现代的社会形态？“公民权利不讲”，共产党错误的历史真相不能面对，这些都绝不能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所以，恰恰是循着现有的法律框架，通过改革的方式，多讲这些东西，中国方能够走出一个希望来。在我看来，也是唯一的一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