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

姚监复：华西村模式没有可复制性

发表时间： 28/03/2013 - 03:00

近年来被中国官方媒体推崇为“天下第一村”的中国江苏江阴华西村因为该村村支书吴仁宝去世而再度吸引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华西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农村开始告别人民公社、走向包产到户、个体经营模式的年代，选择了继续集体化道路。那么华西村是否可以看作是对前总理赵紫阳推动的农村经济改革模式的一种否定呢？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文革结束近半个世纪之后，华西村模式显得有些时光倒流的话，华西村也在短短几年内，就被推崇为中国最富村，推崇为共同富裕的样板。华西村模式因此一直也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之间争议的话题。

华西村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

姚监复：不是。当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温州模式，以私人经济为主；一种是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所以他（华西村）的发展是乡镇企业的不同模式，因为有乡镇企业的发展，才能出现“天下第一村”这样一个集体经济发展。

法广：怎么理解华西村成功致富的这种模式？他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姚监复：主要是当时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八十年代，国营企业还没有改革，经济要发展，乡镇企业在国营经济还没有改革的时候，异军突起，发展起来。用低廉的劳动力，低廉的土地价格，高污染的生产环境，比较灵活的机制。乡镇企业当时就是两种模式，一种是集体的，一种是私人的。所以，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而且有贷款，当时，各方面银行争着给乡镇企业贷款，包括大邱庄，也是这样。

当时是双轨制经营。他的发展是利用工业利润，来补农业―农业的比重在这些例子中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们才能维持这种集体的农业生产模式：集体核算，集体经济，集体分配。是靠工业补过来的。不是农业本身能够集体赚大钱。

法广：也就是说，华西村模式的成功还是得益于当时的改革大环境？

姚监复：是改革大环境里的乡镇企业，而不是（因为）农业本身是集体制，他就成了亿元村、5亿元村、10亿元村、20亿元村，到了二十世纪末甚至达到了35亿！发展到这么多个亿不是靠农业，而是靠工业，靠乡镇企业。

至于农业上的包产到户是否与集体经济是对立的模式，如果没有乡镇企业，那他原来为什么没有成为亿元村、二十亿元村呢？他原来就是人民公社，就是集体制！所以，我觉得，最关键还是乡镇企业的发展。因此，最近宣传的乡镇企业的模式想否定包产到户是不现实的，因为它没有可复制性。

华西村模式没有可复制性

法广：那怎么理解华西村的模式可以持续到今天呢？南街村模式可以说在几年前已经失败了？

姚监复：没有。南街村有一个方便面厂，是政府帮助给它的。只要方便面厂能存在，南街村也能存在，就像大邱庄，即使大邱庄的掌门人被判刑、死了，大邱庄还存在，因为它有钢铁厂，钢铁厂已经建成规模。华西村也是，纺织厂，或者钢铁厂、机械厂，它规模存在，还有销路，它就还能存在。他们的第一桶金，简单说，都是在上面支持这样特殊的优势下取得的。大邱庄钢铁厂为什么能赚钱？是国营厂计划价格的钢材，转到大邱庄名下，大邱庄在议价买出，分红给国营企业工厂，也就是说，那第一桶金是肮脏的。发展之后，它有了规模，有了销路，就能维持住。

总的结论就是，华西村也好，南街村也好，大邱庄也好，是不可复制的，在他们所在的地区里，只有一个。这是江苏省省委原农村工作部部长、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容先生在今年的财经杂志《新世纪》上“天下第一村的缔造者”（那篇文章）的结论里说的：华西村建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难以复制。实际上也没有第二个：江苏没有第二个华西村，天津没有第二个大邱庄，河南哪有几个南街村！

法广：为什么呢？

姚监复：因为乡镇企业发展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把方便面厂给你，给我，我们也能发展起来。也就是：领导让谁富，谁就富了，后面也能发展起来。

表面公平的背后是一种集体剥削

法广：那如何看华西村这种以吴仁宝个人为核心、以他的家族为主体的领导模式呢？

姚监复：吴仁宝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文革中，他是县革委会的成员，后来又当过县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在跟别人竞争项目贷款，或者销路的时候，他有优势，因此他能发展起来。

中国习惯家天下，大国是小家，家也就是一个小国，所以习惯于相信自己的儿子，不像外国人，当个董事长就行了，具体的总经理会另找能干的人，不放心自己做。而金日成这样的人，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儿子。这种模式，他觉得比较放心。但是，中国有种说法：富不过三代。这种模式要看能维持多久。

法广：那华西村模式要在吴仁宝之后继续下去取决于什么？

姚监复：现在还能继续，他儿子还有基础，希望他能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发展。

还有一个原因是，说集体经济是公平的，包括南街村，说是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我去过南街村，（那时）每个人每个月的工资都是250块钱，都是二百五；吃肉，都是20斤，但是，那里都是回民，就全是羊肉，要吃别的肉，要吃鱼，则没有……看起来是很公平，但是，《南方周末》登过一篇记者调查，指出是“集体剥削”，就是原来有户口的人南街村的，或者华西村的村民，和外面那些几万个打工的人的收入、福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简单说是集体剥削，在吴仁宝的手下，或者在南街村里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实际上是被剥削者，就是说不是一个资本家剥削，而是集体的，村里原来的村民相对地来说是剥削者。

法广：那这种模式与中国经济运作的模式是否也有相似之处呢？

姚监复：对，从集体剥削来说，是有相似之处。农民工的待遇和国营企业工人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吴仁宝的技巧：以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

除去这些以外，我觉得，吴仁宝一个聪明的地方是（他在《南方周末》和其他杂志透露过），他的领导工作和应付上面的一个技巧是以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在中国的计划经济中，在专制统治下，官僚主义影响非常深。他很聪明，用形式主义来对付官僚主义，所以灵活机动。至于他开始的时候，怎么发展到这么大规模，第一桶金怎么得来，这些方面我研究得不多。据我所知，大邱庄的轧钢厂等，有国有企业，和轧钢厂，和大邱庄，利用双轨制的差额，得到利润。也有轧钢，但是，他不可能轧出那么多钢，其中有国有企业的钢转到它那里，然后以高价买给国企，这样积累起第一桶金。此后发展起来，它就可以利用低工资、低福利、高污染来发展。这种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村富裕起来，对全国经济也有贡献，但是带来一个后遗症，就是小造纸厂，小煤矿，小纺织厂等这些厂家带来的污染比较严重，对自然的破坏比较严重。所以，现在要关掉某些企业企业需要有一定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