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政协两会之际看中国女性参政比例

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先后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如果说在2012年的中共18大上，作为中国政治权力核心机制的政治局自1978年以来首次迎来了两名女性的话，中国女性参政的现实与联合国倡导的社会性别平等原则仍然有很大距离。

根据全国妇联网站提供的数据，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中，女性代表比例只有21.3%，政协女代表的比例就更低，只有17.7%，而与此同时，女性参政情况，尤其是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情况在其他国家正在逐步好转，这就使得中国人大女代表比例的国际排名不断下滑，由1994年的第12位降至2012年的第60位。上个世纪中期盛行于中国的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显然与中国女性参政的现实相距甚远。

事实上， 自1978年起，中国女性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就一直在21%左右徘徊，三十多年不曾改变。而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目标，是女性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在2000年实现30%。中国女性参政比例为何会不升反降？中国女性参政面对哪些障碍？我们电话采访了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俞萍教授。

女性参政比例低与制度惯性和传统文化有关

法广：女性能顶半边天是中国女性解放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但半个多世纪之后，从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来看，女性在代表总数中所占比例只有23%，只有两位女性进入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中则从未有过女性。怎么解释中国女性参政的实际比例与半边天口号之间的差距？

俞萍：半边天口号可能也不完全就只指女性参政的比例多少，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是让广大的妇女群体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而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女性就业比例很高。从城市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比例来看，就业率达到40%还多。从这个角度说，还是接近了半边天。从参政来看，女性实际上进入领导岗位的比例，和中国原有的人事制度有关，也与女性一贯在社会劳动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比如，在基层，女性领导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她们的劳动参与率高，那些肯干的女性还是进入了领导岗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有男尊女卑的意识，所以，即便是走上了领导岗位，女性担任副职的情况比较多，正职比较少。但人事制度的上升通道总是基层推荐，上级任命，可是，一般都是推荐正职的领导，所以，女性的上升通道就越往上，女性越少。

法广：从您的介绍，是否可以这样总结：从政治参与来看，由于传统文化，中国还是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把持着主要的政治仕途升迁道路的状况呢？

俞萍：从结果上来看，男性首先在人数上是多数。升迁的过程中，在基层领导层，女性参政还是比较普遍的，有些地方达到30%，一些地方还达到40%，但副职多些，正职少些，越往上升迁，女性就越少，这和制度惯性以及传统文化都有一定关系。

至于为什么基层女性副职偏多，这就和传统意识有比较大的关系，觉得在整体上的宏观决策、领导、动员等方面，男性比女性强，这就形成这样一种格局。

女企业家人数增加，但参政比例低

法广：您在“1970年后，中国妇女参政比例为何停滞？”这篇文章中提到，在1975年的时候，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女性的比例达到了25.1%，是建国以来的最高比例。但是，80年代以后，女性代表的比例出现下降，很多年都只在14%以下徘徊，怎么解释这种下降呢？

俞萍：我可能当时是引用了一些数据来说明问题，但至于理由，很难找到非常准确的解释。我的感觉是，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广度扩展以后，很多比较能干的、有追求的女性选择了去做企业家 这些年，女企业家的人数增加了。做企业家的机会很多，因为它的门槛比较低些，自主性比较强，所以，能干的，也想干的人就分流到（企业）那边了。当然，就从政而言，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女领导可以得到的家庭支持相对于男性低，男性领导一般可以得到妻子的支持：夫贵妻荣，丈夫从政后，家里的事可以由妻子打点得非常好，而对于女性，首先女性的家庭责任感比较强，如果她过多地分心，甚至照顾不到家庭，她就会有顾虑；另外，女强人得到丈夫支持的情况比较少，妻子得到丈夫支持的比较多。这也会影响到女性参政的欲望。

法广：您在学术上很成功，您个人是否萌生过参政的愿望呢？

俞萍：我个人倒没有什么参政的欲望。参政不见得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方式，这首先和个人的偏好有关。就我而言，我性格比较安静，喜欢思考、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不太热衷投入那种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属于不适合参政的个性，所以，我没有太多的欲望。另外，可能也有职业的关系，当然，个性对职业的选择也是有影响的，我的职业就是在研究所，后来进入社科院、大学，就是说坐而论道的时候比较多，实际操作比较少。

法广：中国女性参政比例不高，女性在商业、企业中可能成功率更高，走入政治领域的人数少，这对女性权益的维护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女性参政是不是很重要呢？

俞萍：应该说，女性参政者多的话，可以更多地有些性别的视角，女性可能会比较自觉地从性别的视角，去观察，比如某项政策或某项制度的推出会不会影响到男女平等方面的一些差异？对女性的某些权利、利益是否会有影响？就是说，女干部可能会比较自觉地去这样思考，男性就不会这样细致。

法广：是不是应该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呢？

俞萍：我觉得还是应该，因为社会本身就是两性构成的，两性不同的个性、能力、和他们的思维模式，让两性共有的智慧来管理社会，能够多样性地统一，可能更好一些。

中国女性自己努力去争取权利的能力相对弱

法广：在“1970年后，中国妇女参政比例为何停滞？”这篇文章中，您把中国女性参政的模式归结为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您能否解释一下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含义？这种模式对中国女性参政有什么影响？

俞萍：这就不是谈女干部的问题了，主要是说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女性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这些权利都是在一个新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就已经获得了，不像西方有些国家是靠妇女自己，通过女权运动的抗争而得来的。对于女性来说，在获得权利方面，制度给予了支持，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抗争的能力培养，相对就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