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谈习近平“打虎”的风险及制度改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在中纪委发表强硬讲话，表示打击腐败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并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习近平此话一出立即引发舆论关注：习近平要“打老虎”，会不会动摇中共的“党本”？习近平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一党专制下，怎么关？本台就此采访了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先生，请他谈谈看法。

习近平“打虎”的风险

法广：您看，在中国，哪些人算是“老虎”阶层？习近平打老虎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吗？他会有哪些风险？

胡星斗：习近平表示“老虎和苍蝇一起打”，主要是表明他反腐败的决心，也就是既要抓大也要抓小，既要处理普通的腐败犯罪，也会处理高层的腐败犯罪。这个高层也许应当是省、部级以上，甚至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甚至是太子党这些人，他应当都敢“硬碰硬”。

当然“打老虎”从来不容易。蒋经国在几十年前也曾经想“打老虎”，最后不了了之。那么，习近平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结局？这就看他到底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支持。如果过度地得罪了那些“太子党”和“全贵阶层”，也许他的地位确实会受到动摇。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并不是选民，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中央委员一级、省部长一级对他的支持的程度，是他的权力的来源。因此他的“打老虎”很有可能损害到自己的地位的稳固，的确有这个可能。

权力关进笼子里要靠民主制度

法广：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按照目前中国一党执政体制，怎么关？

胡星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习近平吸收了很多现代文明的思想，因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一种现代的理念，也是最近两年来一个流行的说法，说明习近平对国际上的流行趋势、潮流和现代文明的理念是非常熟悉的。当然如果把它仅仅做为一句口号，他怎么说都行。

但要付诸于实践，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确非常困难。这实际上就是要依靠民主。如果没有民主，权力不可能被关进笼子里。如果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的独立公正，那么，权力不可能被关进笼子里。如果一方面对言论进行打压，对媒体进行严密的控制，然后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那就是“南辕北辙”，或者说是“言行不一”。

当然我想，习近平是真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具体到底怎么做？我想还是取决于他未来的行动。也就是说，看他会不会在言论自由方面进一步放开尺度，在新闻自由方面进一步放开尺度。加大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财政进一步公开透明，让官员的财产申报公开。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们就相信习近平他的确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当然也要看这个“制度的笼子”到底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坏制度，你即使关进这个制度的笼子里，可能结果也不好。或者说，这个笼子是个“破笼子”，是个“残缺不全的笼子”，是一个“腐朽的笼子”。所以，同时还要取决于制度的变革，特别是一项一项具体制度的变革。

所以长期以来，我也是致力于推动中国很多具体制度的变革，比如刚才说的财政制度，要进一步公开、透明、科学，预算要细化，财政支出要向民众公开。还比如说“劳教制度”，要把这种恶劣的，违宪的，违法的劳教制度废除了。再比如户籍制度，要更加人性化，更加平等，能够有利于市场经济的人才的交流，人员的交流。要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户籍制度。如果能够在这一个一个具体的领域进行制度变革，那么我们就能逐渐地建立一个良性的制度，然后把权力关进这样一个良性制度的笼子里，这个权力才能够真正受到制约。否则如果一个制度不好，即使关进笼子里，那也是充满了特权。比如说，目前中国的制度充满了特权，关进了充满特权的制度里面，就是让某些官员继续享受特权罢？但是我希望习近平是在一点一滴地进行努力。

四九年后中国特权泛滥

法广：还有一种说法：腐败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不但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层、低层，也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不论是媒体自由还是司法独立都没法办。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胡星斗：这个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现实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同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就很不一样。特别是香港，是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但它承受着基本相同的中国文化传统。台湾对中国传统的继承比大陆要多得多。台湾尽管前些年也有很多的腐败，甚至它所谓的“前总统”也有腐败，但正因为对“前总统”的腐败也能够揭露，也能够给他判刑，就说明台湾在反腐败制度方面有了突飞猛进。台湾整个社会是相对廉洁的，至少比大陆要廉洁的多。台湾基本不存在“公款大吃大喝”现象。因为它有民主制度制约着那些官员。

所以我说，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确从本质上来说是个“贪渎文化”，是个 “贪污文化”。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描述，认为中国“二十四史”或者中国“二十五史”实际上就是一个“贪污腐败的历史”。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对的。而且现实中，由于四九年以后，中国也是建立一个特权的文化，各个方面都泛滥着特权，各级官员泛滥着特权。改革开放以后对这些特权也没有进行遏制，甚至一定程度上任由特权泛滥，允许这些官员们谋取自己的利益，用公权力去推动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变相让这些公权力为他的私人利益服务。所以使得这种腐败特权更加泛滥。

中国是“官主”而非“民主”

中国这种“官本位”的体制几千年以来到现在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仍然是官本位或者说是一个“官主”的制度，而不是一个“民主”的制度。官员决定一切：官员决定了财政的支出，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决定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死。改革开放以后，官员实际上也决定了每一个人的命运。但是比过去稍微好一点，人民有了相对的自由。但是劳动教养制度等等的存在就使得官员实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自主地，不受监督地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这样一种“官主”的传统，“官本位”的文化，的确几千年来没有改变，甚至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强化。 这样一种“官主”的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权文化，就是一种腐败文化。

好制度可以改变坏文化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看，说“中国文化就是腐败文化”是有道理的。而且中国人重视人情关系，又由于长期以来，这种官主的文化，不讲规则的文化，走后门的文化，就使得这种腐败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腐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这个又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能够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监督的制度，人们逐渐地习惯于遵守规则，然后人们逐渐习惯于“法治”，比较遵守法律，那么整个社会风气也会随之而变，就像我刚才说的台湾，香港，甚至还有华人为主的新加坡。这样的腐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得到克服。尽管文化有它的传承性、不变性，但是同时它又有可变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决定的。制度最终可能改变文化。当然文化也会改变制度，但是恐怕制度有时比文化可能更重要。如果能够有个好的制度，它逐渐能够改变一些坏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