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公正比自由更重要

美国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两党就提高借债上限的谈判旷日持久，民众对政客坚持各自政治立场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星期一，距离欠债还息日的8月2日只有两个星期的时候，白宫发表声明，威胁共和党如果坚持表决一项限制开支的法案，总统将动用否决权。众院共和党提出的这项法案同时需要通过一项“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此修正案需要三分之二票数才能通过。共和党坚持这项不大可能通过的议案付诸表决是为了留下记录，以待秋后算账。

与此同时，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再度引发市场担忧。自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之后，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庞大的债务已经引起市场关注，投资者纷纷撤离风险资产，美国股市星期一跌至本月最低收盘点。

最近到希腊去观察经济危机的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曼说，对他而言在希腊而不是在华盛顿可以对美欧两地深深陷入的债务危机看得更加清楚。

弗里曼说，没有人比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拉斯考普夫对这场全球债务危机描述得更清楚了。拉斯考普夫说，“冷战结束后，我们以为会走向‘文明的冲突’，结果却变成我们正在经历‘两代人的冲突’。弗里曼说，“如果有一种观点可以将欧洲和美国的危机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即‘婴儿潮一代人行为糟糕’，他们从他们的家长那里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金钱和自由，但他们留给他们孩子的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债务的负担和约束。”
弗里曼表示，希腊年轻人之所以对希腊经济危机做出如此激烈反应，是因为那些现在5、60岁的婴儿潮一代希腊人和婴儿潮一代政客们，30年来享受了欧盟的贷款和补助，不断推动希腊信贷规模，却给他们下一代留下了一大推账单。所以，在希腊宪法广场上，希腊年轻人每晚就危机进行辩论，对未来可能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举行各种抗议活动。

弗里曼说，希腊和埃及有一个很大的相似之处。今年二月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他听到了跟在希腊的宪法广场上相同的信息，那就是要求“公正”的呼声远多于对“自由”的呼唤。他说，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深感被盗窃，感到过去10年来资本主义在埃及和希腊的表现方式是允许一些人仅凭他们接近权力就可以利用裙带关系、操纵和腐败手段达到暴富。因此，人们渴望的不是自由而是公正。或者，如拉斯考普夫所说的“不仅为了要说清楚，更是为了要追究责任”。

弗里曼说，在希腊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婴儿潮一代政客们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才能应对危机，而他们却为着政治野心和意识形态无视危机的严重性，不愿意采取跨党派集体行动。他说，这种集体行动在雅典和华盛顿都没有发生。

弗里曼说，中国正在购买欧洲的债券，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以帮助这些国家稳定中国的出口市场。他说，这本来是美国扮演的角色，但是美国已经无能为力。他认为，如果有人认为即便这场经济危机继续下去也不会很快催生全球权力中心的转变，那他一定是没有听过这条“金律”：拥有实力的人建立规则。

他引用一位希腊金融机构经理的话说，“我们习惯了美国为欧洲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当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时候那又会怎样呢？”弗里曼回答说，那就会使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梦想陷于危机之中。他说，或者把我们的国家置于稳定成长的道路上，那样的话就要削减开支、增加税收并投资未来，或者我们会看到一个民主国家为了争夺越来越缩小的蛋糕而打得不可开交的世界，而中国将会就每片蛋糕应该有多大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