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茉莉花革命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的里程碑

1989年春天，中国大学生走上街头，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解除报禁，民主自由，结束一党专制等，但是这些学生的要求却被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成为世人瞩目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受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中国在今年二月也涌起了茉莉花革命的雏形，数个周日，民众应网络上的号召，在城市中心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一起散步。针对这样的和平方式，当局还是派出众多警察、武警，如临大敌般的维持治安，令参加活动的人无法散步，警方和民众发生肢体冲突，逮捕多人；当局最终以强硬姿态将刚刚萌发的中国茉莉花镇压下去。四月，中国警方又拘捕了异议人士艾未未，此后针对其他维权异议人士还发起请喝茶的方式，令其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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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是八九六四时期的民运领袖之一。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物，今天我们请他来谈一谈中国的民主进程。

法广：王先生，今年中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的强压下消于无形。 六四22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作为当年民运的领导人，您怎么看中国未来的民主运动？

王军涛：我觉得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很难说是消灭于无形，只能说在第一回合上，当局暂时控制住了形势。但是，我认为茉莉花革命对于中国的后八九，或是中国民主运动发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89年6月4号，中国政治强人邓小平命令中国军队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中国民主运动一度，我觉得是走入歧途，主要原因在于说，当时各界在反思中国民运在八九失败教训时，抱怨学生太激进，因为他们没有从街上撤出来，以后使得民主运动和后来的民间运动包括维权运动等等，就放弃了街头运动放弃了政治革命的理念，这种过度保守的反思、放弃，并没有换来统治者的理性，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统治者们实际上在滥用暴力方面走得更远。一方面高层拒绝政治改革，采取暴力高压维稳的方式，保护腐败的权贵集团，在一种极不公正的模式中发展，少数权贵垄断发展的过程和机会，多数老百姓承担发展的代价和苦果；另一方面， 村官、城管还有片警都可以滥杀无辜，象这样的一个模式，人民表示了高度不满，但是中国的民间运动其实在八九年之后，为了避免所谓的激进，曾经一度甚至提出非政治化或者是专业化的方式，用所谓渐进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是后来在受尽了很多的挫折之后，中国各界的维权人士还有个方面人士，终于意识到没有一个完整的宪政改革，中国是不可能靠专业活动解决问题，于是就有零八宪章，但是零八宪章提出了中国应当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其实我觉得：零八宪章尽管当局施行高压、重拳去打击，但是实际上包括共产党高层在内的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知道这场政治改革是必然要到来的。只是他们出于对局势没有信心，所以他们进行了打压。但是零八宪章基本的架构，谁都知道是中国以后的出路。零八宪章，我觉得：这些民间运动人士虽然提出零八宪章，但是并没有找到一个实现零八宪章的方式。

我觉得：茉莉花革命的贡献就在于：它摆脱了后八九六四的精英，包括民间精英反思八九年的教训，重新提出要回到街头上，搞革命。

实际上，如果看一下人类的政治历史进程的话，就包括欧洲的、北美的这些建立民主、第三波民主化，建立民主化最关键的一面就是让专制最高统帅交出权力，还政于民；这最后的一跃，即使不是暴力革命的话，也是和平的街头运动。我们看颜色运动也罢、第三波民主化也罢，都是这样的。导致八九年的失败，中国的失败和其他国家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功相比，并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上街，别人没上街，别人也都上了街，也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上街没有撤出来，别人老百姓在统治者不承诺全面改革时，也没有撤出来，主要的区别还是中国碰到了二十世纪后期最大的专制头子、最残暴的专制头子邓小平，他下令进行镇压，而别他国家的统治者宁愿交出政权、下台，也没有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这样的话其他国家获得成功。虽然那些国家，就是我们说的前苏联和东欧，在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他们采取了暴力镇压，那些国家也失败了，象布拉格之春，还有五十年代中期的波匈事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茉莉花革命重新让街头革命，在街头进行和平革命这样一个方式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这个当然目前它还是一个概念，他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的民主运动和民间运动，又回到了人类政治进步的这样一个智慧和常识、良知上来；那么正在摆脱过去的那种不切实际，其实我觉得那种所谓的渐进的改革，那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玫瑰梦。这是中国宪政学者王天成的话，他形容这是一个玫瑰梦，实际在人类政治上，就从来没用过中国的精英所说的这种有序可控的改革。政治改革到了最后交权，都是一次革命。从这个角度来说，茉莉花革命很难说他能够销声匿迹，其实在近十年中间，中国老百姓的群体事件急剧增加，已经到了每年十几万起，表明了老百姓中的常识智慧和良知，早已走出了后八九的模式，已经走上街头去跟那些专治统治者进行搏斗。
下一步的茉莉花革命，作为中国民间的这些精英，他们能不能够把茉莉花革命和中国现有的老百姓的具体话题结合起来，而且能够和下面这些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和群体事件结合起来，如果能结合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如果不能结合，继续还在过去那个错误思路中打转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说茉莉花革命销声匿迹了，当局成功的把它控制住了。

法广：中国当局已经从对有政治诉求的异议人士的打压转移到对公民社会维权人士的打压，这一转变，您是怎么看的？

王军涛：我觉得从来就不存在这种转变。中国当局一直是对于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运动进行打压。八九民主运动其实就是一个请愿运动，当时的学生还是比较小心地把自己和异议人士，甚至和工人、农民划清了界限，跟市民划清了界限，当时过来人都知道学生设置了纠察线，不让别人参加，他们就说是他们是请愿的。而当时中国的诉求也从来没有要求推翻共产党，也没有要求结束专制，只是说希望推动中国共产党进行改革，而且当时所做的选择，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做的政治选择，在领导人中间，并没有激进的口号，它的方式也是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所有这种包括和平的政治表达信念运动中，大概除了香港五十万人的反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游行之外，最和平的一次活动，当时北京有十几天，完全没有警察控制的情况下，连刑事犯罪率都大幅度下降，即使这样，当局还是对它进行了镇压。而且你要看一下，后八九的中国民主运动领军人物，实际上在八九以前都是中国各界的建设性的这种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象严家琪先生、鲍忠信先生、万润南先生等，有的是中共高层的幕僚，当时主要的口号，包括我和陈子明所代表的这样一些长期从事进行民主运动的独立实体，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提出的口号其实比九十年代以后的维权人士要温和的多，我们所守的底线也比他们要小心的多，当时提的就是打擦边球，也不想特别得罪一些什么，但是这样还是被镇压了。其实到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存在的，就是一条原则，就是共产党领导。所谓共产党领导，就是小到村官，大到中央政治局，对各个层面事务的控制，绝对的控制权，如果谁要挑战了这个权利，不管你以什么理由，就是以共产党的方针，以共产党的文件，或者以共产党人的讲话，作为理由也是不允许的。其实，原来在八九以前的，我们说的民间运动还不是反对运动，把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通过政治镇压的方式，把他们变成了异议人士，今天不过是把新的这种领军人物，也通过镇压的方式，我觉得把他们变成异议人士，实际上是被打到异议人士阵营。

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从五七年反右之后，其实只有极少数、有思想的人，真的、理性的选择做异议人士的这样的路。而且他们大多数在政治行动上，非常的谨慎小心，非常注意自己的行动空间，往往不大会成为被打击的政治对象。而相反，被成为政治打击对象的，通过判刑，通过政治上严惩的，多数按辛子陵先生的说法，在八九年以前是所谓的普天派，旧党派普天派，属于这样的人多一点。

回过头来说刚才的话题，其实我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变他们的方针，他们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你就是呼喊胡锦涛万岁、江泽民万岁、邓小平万岁、毛泽东万岁，只要你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他们就对你进行打压，这就是他们打压法轮功，打压地下教会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