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今天看来，西方的许多观察家仍然对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爆发的迅猛之势感到吃惊，尤其对两场革命均在短短几周内推翻独裁者感到意外。之所以意外，从外交层面看，两个国家虽然是威权统治，但同时是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重要的盟友，突尼斯由于历史的原因，是法国在北非乃至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支柱。出于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的考量，西方国家并不希望这些国家发生动荡；从经济层面看，无论埃及还是突尼斯，都是非洲重要的经济大国，突尼斯更以接近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取得的发展成绩被冠之以非洲之星。但是，短短几周，尼罗河明珠黯淡，非洲之星湮灭，革命成功了。不少观察家豁然感到，埃及突尼斯革命带来的一个重大启示之一，可能就是北京共识的破灭。近几年流行的所谓北京共识，源自于中国发明的威权统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组合模式，也就是把资本主义和一党专制杂糅在一起的政体。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政体在某些西方学者的阐释下，更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意义。北京共识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不少国家也在效仿，希望在铁腕统治下快速发展经济。但是，可以用“北京共识”涵盖的埃及和突尼斯爆发的革命似乎颠覆了北京共识。
法广：为什么革命突然在埃及和突尼斯爆发？如何看待它的发生，它的结果？这场革命对世界、尤其对中国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法国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看，一个是很深广的层次，就是从现代性，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审视在世界范围之内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从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分析来看这场运动的爆发和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后果。
从西方发生发展出来的这一套现代文明的形态包括它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经过一两个世纪的影响，事实上已经越来越多的深入到不同的社会和社区当中去了。比如人权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作为一个现代人的主体的和个体的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阿拉伯世界这些年给人的印象经常是和恐怖主义活动连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脚步仍然在这些国家伸展着。我们从这次运动的主体 从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就看得非常清楚，这种现代文明的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是越来越深。所以才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大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少了这样一个视角的话，对这场运动的分析可能还是欠缺的。
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从一个比较经典的传统的方式去分析的话，就是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增长，生活也在适当地改善，但由于专制，由于腐败，社会的矛盾不能得到很好地释放，利益不能得到很好地表达。由于某种原因经济开始发生问题，比如物价上涨，失业率升高，同时再伴之以腐败和专断这些现象的时候，社会的不满可能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因为一个事件而爆发出来，那么，爆发出来后，它的进程，它最后会不会达到我们所看到的效果，这又取决于其它的一些具体的因素。今天我们看到埃及和突尼斯的结果，同这些国家的抗议者所具有的这种决心，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持，这种勇气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定要强调的，因为历史有时并没有一个定论，但历史在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时候，行动者的决心和勇气有时就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美国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本国军队的立场都是这场运动如何发展的特殊因素。
法广：中国的媒体虽然把对埃及和突尼斯事件的报道压缩到最低程度，但不少中国网民对事件仍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尤其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埃及民众连续占领解放广场数日，政权开始发生动摇的关键时刻，没有出动军队镇压。为什么呢？是作为总统的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军队意识到自己与人民的联系？还是这些军队本身比较理性和温和呢？或者说抗议者的勇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呢？
张伦：埃及军队士兵都来自民间，士兵跟那些示威的青年人一样长大的，这个基础使得镇压难以下手。但军队最终没有镇压，美国的立场很关键。因为突尼斯和埃及的军队跟美国有着长期的合作。就埃及而言，美国的军援很大程度上支撑着这支军队，而且许多军官在美国受训，跟美国有长期的合作。所以美国的态度对军队采取何种立场非常重要。至于对军队的控制能力，不要忘了本拉里和穆巴拉克都是垂垂老矣的政治人物，尽管过去跟军队有很深的渊源，尤其穆巴拉克本人也出身于军队，但他们对军队的控制能力随着年龄增高逐渐下降。特别不能忘记的是现在的发展趋势：军队国家化，军队职业化对军人的影响。还有，大概长期以来，在军队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军队不能对自己的人民开枪。加之埃及民众诉求的道义的合法性，都是促使埃及军队保持中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广：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发生的这场运动与中国曾经发生过的运动的相似性。在埃及解放广场示威者成千上万、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好多人就联想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广场。当年的天安门广场也是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主连日示威，要求走向民主化，反对腐败。但两者的结局完全不同，后者出动了军队开枪镇压。这两件事是可以比较的吗？
张伦：当然可以做比较和联想。事实上埃及人当时自己也在联想。当时穆巴拉克的内政部长和宣传部长都讲过类似的话，要大家放心，埃及的解放广场不会是天安门广场。国际上不少人也在做这样的比较和分析。这里有许多可比之处，甚至图景都有巨大的相似性。只不过解放广场是圆形，天安门广场是一个长方形。结果为什么不同呢？埃及基本上是一个威权政体，而中国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极权政体。邓小平这种强人还在，中国军队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都不能跟今天同日而语。当然，中国的军队到今天也都没有转型，基本上是一个党军。这些都可能是造成中国当年那场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今天中国再发生像埃及这样的事情，中国的军队能否再开枪？恐怕要画一个大问号。至少我个人认为同二十年前相比，中国军队那样开枪的可能性要大大地降低。
法广：有些人说，中国跟埃及毕竟不一样，中国的经济现在高速发展，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在这种背景下，茉莉花革命也好，埃及革命也好，它会对中国产生某种启示吗？会对中国未来产生某种影响吗？
张伦：这种影响现在已经发生了，尽管表面上看不见这种立刻的、当下的影响。我甚至认为这两场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要大于前些年在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中国官方把颜色革命对外归咎于美国的幕后操纵和敌对势力的蛊惑；对内归咎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好。这是他们这几年反颜色革命时使用的话语和说辞。但这两点拿到埃及和突尼斯都不成立。首先我们知道美国和西方因为战略利益考量不希望这些国家出乱子，所以指责美国蛊惑的理由根本不存在。使用经济发展的理由也不灵，就以突尼斯为例，突尼斯是非洲之星，这几年是非洲经济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居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的酝酿、发酵、它给人们提供的警示意义应该说是非常深远的，如果说世界上有几个国家谋事很像中国的话，突尼斯当然是一个。所以，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对中国的精英层，尤其是中国的执政集团如何思考中国当下的状况和未来都是有影响的。那么，中国将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中国的许多地方跟这些国家比起来实在是太相像了。我们来看一个经济数据，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四千美元左右，而这几个国家全部在这个档次上，都是四千美元左右。中国的腐败，中国的箝制言论，压制社会利益的正常表达，包括导致突尼斯革命爆发的城管体制，都跟这些国家有很多的类似之处。中国如果从这些事件中汲取教训，尽快推动改革，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有一个适量的释放，不要等到经济停缓的时候。到那个时候，积压的社会矛盾就会像岩浆一样喷发出来，其后果恐怕不是任何人所乐见的。中国的执政集团能不能抓住历史的机会，乘着今天中国经济还在增长，还有更多的空间和余地的时候，作出必要的改革，使得中国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我想这是执政者对历史、对这个民族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仍然抱残守缺，用和谐社会的理论来应付，既无法应付今日中国社会的现状。更无法应对未来。
法广：现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动荡，如何看待这一形势？这一局面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它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张伦：这些国家能否最后建成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民主政体，度过危机，让社会更健康的发展，还有待观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各样的机缘，也取决于历史当中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怎么样地学会妥协，如何智慧地、技巧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在的问题。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如何明智地更好地帮助这些国家转型。这里需要说的是，突尼斯和埃及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西方许多人都抱着观望和犹疑的态度，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担心这些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势力会大规模扩张。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七九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但是我觉得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这场革命更像伊朗2009年发生的事情，而不是1979年发生的事情。从这场革命的主体年轻人的诉求来看，没有原教旨的宗教的色彩。这都是保证社会将来有可能良性转型的基础。
这场革命带来的冲击是多重的。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很大。这场革命也会使美国和西方考虑如何重建他们的外交关系，重新检讨自己的外交政策，总之，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很深远的。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是在跟过去告别。过去三十年的那种体制和形态是肯定不能持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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