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系门路”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认同

穷人为什么穷？这个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下，只要存在基本的社会公平，大家机会均等，靠个人生存能力立足于社会之中，那么“有穷人、有富人”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态了。不过，最近发布的的一项相关调查报告就相当引人注目  《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就指出：约1/4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在谈到为什么穷时，人们更多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等；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这项调查报告又指，在探究穷富的原因时，人们对“关系门路”有着普遍的价值认同：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地区，认为自己贫穷的首要原因都是“缺关系少门路”。

网上的公民月刊刊出北方可可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当“关系门路”成为国人普遍的价值认同。

文章首先引述去年的一条新闻报道。这篇报道说，Guanxi作为一个新词汇已被洋人所接受，它在英文当中出现的频率开始增加。在荷兰一家公司推出的Chinglish.com（Chinese English，中国英语）网站上，Guanxi就被录入作为“中式英语”单词之一。可见，这个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中文词汇，它的具体含义已开始为洋人所掌握了。

显然，Guanxi在英文当中是找不到准确、贴切的对应词汇的，否则它就不会成为洋人“引进”的一个新词汇了。但在国人这里，“关系”无疑就是一个太过重要的词汇了，它的准确含义或许我们列举几个常用的例句就更容易理解了，诸如搞好关系、你在那里有没有关系、你跟某领导关系咋样、没关系办不成事、他的人脉关系相当广泛……等等，不一而足。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就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这种“关系”之中。

一位台湾作家有一个独特观察  看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简单的观察方式是：看老百姓有了麻烦会寻找怎样的途径去解决？而他发现，在中国大陆，人们有了麻烦常常不是首先找律师，而是托请各种社会关系，比如通过熟人、朋友打通官方关系，以求得问题的解决。环顾我们当下的社会现实，这样的观察应当说是一个相当准确的观察结论吧。

没错，在时下的中国，或者说在之前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主要就是透过各种“关系”来为自己办事、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这一点就连域外洋人现在也都颇为熟悉以至“入乡随俗”、“本土化”得很可以了。相关的典型事例也有很多，比如上次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的上海首席代表等四人曾被我们的相关机构拘留，那起事件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关系”惹的祸，即涉案人员拉拢中国一些钢铁企业的负责人搞“关系”，以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从而在日后的生意当中更多获利。这样的事情现在在中国就几乎已经常态化了，很多外企的相关人员也都学会了这一招，相关新闻事件也有很多，其招数也都大同小异，就是以各种手段拉“关系”。此前的相关报道当中就有很多国际名企都有涉案，诸如家乐福(Carrefour)、 西门子(Siemens)、 朗讯（Lucent Technologies Inc）等等。这些事情的频繁发生似乎让我们渐渐发现，洋人如今似乎已经越来越明白：在中国，那些“潜规则”常常比明规则办起事来更见效果，换句话说，“关系”途径比法律途径在中国更容易解决问题，或者解决得更快、获利更多，甚至有些情况下你没有“关系”那问题就根本解决不了。

文章说，“关系”是如何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大行其道的，其实透过下面的新闻实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关系”之于解决问题的“威力”了。来看这则“包工头诈骗县委书记”。据报道，被称为“四川第一贪”的四川犍为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想找靠山，于是他攀上了“中组部处长”杜太平，在行贿47万元后，发现这个“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农民包工头，假冒中组部处长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杜太平之所以敢假冒中央组织部的处长，他也是在做生意过程中不断碰壁才幡然醒悟出此一招的。49岁的杜太平是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普通农民，早年他组建了一个小建筑施工队来到北京发展。在业务经营期间，杜太平发现，要想在京城混下去，没有靠山是不行的，而且名头越大越能唬住人，那些能成功拉到工程的人都是上面有各种关系的。于是，杜太平开始到处托关系。后来，他竟然在圈子里谎称他是“中组部处长”。

靠“关系”解决问题当然有违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但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确就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情社会，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而如今“Guanxi”作为一个新词汇被洋人接受、使用，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国耻”，即便这种说法有些言重，但这种拿不到台面上的“文明”的长期存在，它有碍于社会的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

“关系”大行其道，“关系”的对象又是党政公职人员，而司法常常沉默、不作为，甚至乱作为，想想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系门路’成为国人普遍的价值认同”当然就是一个必然结果了。

‘关系’大行其道对国家未来有何影响？”进入新时期以来，很多新词汇不断涌现，“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就是被频繁使用的新词汇。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穷二代”的未来它决定着国家的未来。因为理论上来说，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当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当然是最好的社会状态。而一般理论认为，人才的分布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天赋、智力与他的出身，比如家庭的穷富，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从这种理想情况出发，如果“穷二代”与“富二代”所获得的机会完全均等，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它可以实现“人尽其才”这个目标。然而，人类社会大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能够做到的就是创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社会机制，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使他们都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不过，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却是：“‘关系门路’成为国人普遍的价值认同”！在“‘关系门路’定胜负”这样的博弈之下，“穷二代”们被社会边缘化、他们的成长之路被一定程度上封堵就是某种必然了。
事实上，“靠关系门路致富”这些年似乎也成为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了，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权贵经济。“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去年，这组数据经由一家境外网站和一家内地媒体的报道，它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虽有官方媒体此后刊文称，这个数据并无权威出处，并通过专家提醒社会公众阅读此类信息时应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然而无论怎样，权贵经济在中国的出现基本上已是事实；而无论是权贵经济，还是官商勾结，就都意味着对社会公平的破坏。在一个缺少公平的社会里，弱势群体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穷二代”当然属于弱势群体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出身决定了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门路”。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无疑是一个社会的毒瘤。而更应强调的是：“穷二代”目前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它不仅关乎这个群体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讲，绝对是一个悲剧，因为大量的人才分布在这个群体当中，扼杀了这些人的成长机会，就等于扼杀了中国的未来！总而言之，人大“拍手”，行政主导，司法一定程度上沉默、不作为，“关系门路”大行其道似乎就是某种必然了；而这就都是制度性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