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新衣与良心犯刘晓波

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立即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震撼。无疑，刘晓波获奖具有争议性，道理很简单，刘晓波迄今为止仍被中国政府关在监狱，属于典型的良心犯。所谓良心犯，一般指在非暴力行为情况下，因种族、宗教、肤色等原因被拘禁，经常包括异见人士、维权人士等。良心犯该不该获奖，正如良心犯该不该被囚禁一样，一定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晓波的获奖，本身就是挪威诺奖评委对中国囚禁良心犯的回答。

不过，将诺奖颁给刘晓波不仅仅是对中国政府的回答，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全球性影响及其巨大的道义感召力，诺奖将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持久的冲击波。刘晓波获奖尽管引起来自中国政府方面的强烈谴责，但并不意味着北京政权低估诺奖的巨大影响力。

面对中国强硬外交

如果说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震撼立竿见影的话，此一事件对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官方对此奖仅是本能反应：拒斥与对抗。以软禁刘晓波夫人刘霞，限制民主人士人身自由等回复国际社会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以阴谋论将挪威诺奖委员会的决定移植于整个西方世界。然而，这些应对策略只能是短期措施，从较为长远的角度观之，刘晓波的获奖使中国国际战略面临重新抉择。

本世纪一直到2008年，中国总体对外政策大致沿着一条灵活、务实的路向发展。其间，“和平崛起”、“和谐世界”、“软实力”等口号等曾经为中国外交赢得了声誉，国际间“中国威胁”的说法也相对消沉。然而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失败之后，西方注意到中国外交转向强硬甚至骄横的姿态。尤其是2009年十二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使得中国外交十年间“韬光养晦”修炼积成的形象资本受到重创。2008年底，中方因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赖喇嘛而单方面取消中欧里昂峰会的举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外交转向强硬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的外交强硬收到两方面的效果，一方面使中国周边国家感觉到一种为渊驱鱼的压力，这是2010年中国南海诸岛紧张，天安舰以及钓鱼岛事件所呈现出的明显征兆。另一方面是引发了欧美，尤其是欧洲包括法国在内的国家无奈与惧怕的感情。这种情绪不仅影响各政府决策，也影响民间舆论。为了保持甚至增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了解救本国经济于持续不障的经济状况，为了舒缓就业压力，为了分得一杯来自经济巨人的奖赏或利润，总之，为了利益，为了苟安，西方不少人放弃批评，放弃自我，放弃价值。对中国或避重就轻，言而无实；或以偏概全，避谈人权，视专制而不见，闻暴力而避之。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强大与外交强硬，助长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犬儒心态，希望以放弃价值来交换利益。按照法国中国问题专家杜梅纳克的说法即是：最近两三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崛起使中国政府习惯于西方对他卑躬屈膝、俯首称臣。

撕破犬儒障眼术

正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挪威评委将和平奖授予了刘晓波，一个中国本土的中国公民，一个被官方视为敌人的普世价值认同者，一个追求民主、捍卫人权、诉求和平的民间社会的代表。对于西方政治与舆论世界来说，这一奖项撕破了犬儒者的障眼术，将另一面的中国，一个人权不障、公平难求，法制不全、压制言论，囚禁良心犯的中国呈现于世。从今以后，任何人，任何舆论都将不得不面对刘晓波的和平奖这一巨大的事实，任何西方政治家都无法避开刘晓波仍在监狱这一严酷的存在。

很大意义上讲，刘晓波获奖一事不过如“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说出了真相的小孩，道出了中国还关押着如刘晓波此类的良心犯，道出了一个同经济中国十分不和谐的政治中国的存在。也正如那些不愿道出皇帝新衣真相的无论是国家重臣还是芸芸众生，他们不愿道出真相并非愚不可及，而是由于利欲熏心而充满恐惧。同说出真相的小孩不同，挪威评委授奖刘晓波并非处于天真，而是出于勇气与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