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六四日记》的矛盾之处

在海外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引起热议。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为此书写了长篇评论认为，本书是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吴国光认为，通观本书，我们看到，李鹏是一个在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人。表现在高层权力活动中对于人际关系的认知和应对层面，这就形成了那种敌情观念与战争思维主导下的权力意识。通过李鹏的书中记叙，我们看到，他到胡耀邦家弔唁，胡夫人提出让民众瞻仰耀邦遗体，他当即认为这会给坏人以「可乘之机」，

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按原定议程出访朝鲜，李鹏马上认为这是「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请愿学生要向总理递交请愿书，李鹏认为，这裡有阴谋。他的想法是，他们为什麽不向赵紫阳递交请愿书？他的判断是：这是「事先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要「借群众的力量」把他李鹏「搞臭」。

赵紫阳对杜润生说要利用学潮作为一个契机来推动改革，应该是说学生在要求政治改革，这就给遇到来自官僚层的巨大阻力的政治改革增加了民间的动力，李鹏则解读为赵是把学生闹事当做赵自己确保和巩固总书记位置的契机了（「四月二十五日」一节）。这些都强烈地显示了那种与这种权力意识纠结在一起的阴谋论。

书评作者继而又提出：为什么是李鹏的看法，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成为中共中央的官方判断？

带著这个疑团，作者细读李鹏此书，发现一条重要线索：李鹏记载，四月二十三日晚八时半，杨尚昆「鼓励」李鹏去见邓小平，并答应同去。但是，是当晚就去了呢，还是直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才去？李鹏没有明确交待。查《邓小平年谱》，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天空白，而「四月二十五日」的条目则记载为「上午，在驻地同李鹏、杨尚昆谈话，对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决定，表示完全赞成和支持」。

因此，有理由怀疑，李鹏（以及所有官方叙述）在这裡隐瞒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邓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间接地传递给李鹏；正是这个密令，认定学生运动为「旨在推翻共产党的反革命动乱」，并确定了一系列的强硬应对方针。至于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是不是还有一场谈话，或者是官方记录和李鹏回忆移花接木地把实际发生在四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情说成发生在四月二十五日上午，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知道。

吴国光认为，根据李鹏此书「四月二十三日」相关记载的指引，把所有上述信息集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四月二十三日晚上，而不是等到四月二十五日上午，已经有超乎李鹏的政治权威，针对学潮做成了重要决定，确认学潮为「反革命动乱」，并要求当时主持政治局常委工作的李鹏立即採取强硬方针。我认为，这一政治权威，只能来自邓小平。

在李鹏此书中，还存在着这些矛盾的地方：李鹏开始就指出，他「虽然不赞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对胡耀邦去世也「感到非常悲痛」，并用了一些笔墨来讚扬胡耀邦。可是，全书再三强调，他认为学生运动是「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场运动「为胡耀邦鸣冤叫屈」。

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五月十六日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而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似乎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佈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谈什麽合法、非法？但凡讨论这个问题，就等于凸现了邓在包括迫使胡耀邦下台等问题上的作为的非法性，那就是挑战邓的超乎包括宪法、党章等所有法规在内的「核心」地位。

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弔诡之处，正在这裡：它有一整套宪法、党章、法律、程序，还有一整套民主的说词，这套说词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到了宪法和党章之中[注27]；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威，其产生、运作、认知现实和决定政策，都和这套包括宪法、党章和民主说词等等在内的「宪章制度」没有任何关系。更有甚者，谁强调中共自己所建立的这套「宪章制度」，谁就会被中共政治权威的真正拥有者认定是敌人；同时，另一方面，中共政治也决不会拿掉这套「宪章制度」而另为那种政治权威立一套可以公开的说词和章程。这裡有重重迷宫，也可以是重重陷阱；这裡有无尽奥妙，几乎都无法言说、更不能言说。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政治中的最高权力超越任何「法」，他就是法，法就是他，你和他谈论合法非法就是挑战他。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等于说，毛认为自己就是天、就是法。打倒刘少奇，用毛自己的话来说，只需要动一动自己的小指头。邓小平搞掉胡耀邦，就是毛打倒刘的那一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