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六四日记》：难得的重要史料

原定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六四日记，因“版权问题”压力被迫叫停的同时，美国西部的民运团体却在洛杉矶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并在洛杉矶中文书店热销。《李鹏六四日记》，虽未在香港出版，但书的内容却是不胫而走，已是在海外广为流传。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本书是难得一见的重要史料。

香港动向刊出吴国光对此书的评论：政治权力、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作者提出：这本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这是因为：第一，书的主题，是改变中国当代历史走向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第二，书的作者，是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坚持主张镇压对策的时任中国总理的李鹏；第三，书的体裁，作者採用了剪辑自己当年日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记叙和议论的方式，试图从作者的特定角度做出接近历史原状的努力；第四，书的内容，确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其中许多情节是鲜为人知、第一次公诸于世的」。

而此书是不是确为李鹏所著？书评认为，书稿确为李鹏所著的可能性极高，是伪作的可能性很小。

本书作为李鹏所著这一真实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价值，和书中内容的历史真实性，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可混为一谈。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某位（甚至多位）当事人的叙述和意见，却不可能等同于历史的真实。在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中，来自天安门运动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注2] 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其他参与者的相关回忆与记录，[注3] 其他相关的回忆和记录，[注4] 与天安门运动有关联的研究者和其他独立学者的研究著作，[注5] 还有学者甚至匿名者彙集出版的相关文献、报告和编年，[注6]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出版了不少，虽然还远远不够。更为不够的，是来自中国高层的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去年，「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张对天安门运动採取温和对策并因而失去权力和自由的赵紫阳的口述录音，具有宝贵价值。[注7] 在中国大陆，则曾经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镇压之后，出版了一批由官方机构撰写和编纂的相关宣传资料，也有一些史料价值。[注8] 可惜，在那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再也没有公开出版过哪怕是坚持官方观点的、任何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或研究成果。包括李鹏这本书，迄今也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现在，我们能够把本书加入到上述书单，为瞭解历史的真实增加一份新的可贵材料，实在是应该感谢作者和出版社的。

本书展现李鹏的内心世界

作者认为，关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研究，大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民众与政权之间的互动，一条是政权内部不同力量的互动。这两条线相辅相成，既不能缺少一方面的研究，也不能割裂两方面的研究。瞭解相关历史真相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关节点，就前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方面是什麽时候、什麽力量、为什麽把民众由自发悼念胡耀邦开始的请愿和抗议活动认定为「反革命动乱」；就后一条主线来讲，在于政权内部不同力量围绕这种「定性」怎样和为什麽发生了分歧。把这样的关节点搞清楚，对于理解当年事态的发展，直到「六四」历史悲剧的出现，具有最为基本的重要意义。

李鹏此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为研究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能说此书清楚地展示了答案；但是，从这裡展示的历史记录之中，读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寻求答案。

我们看到，本书一开始，也就是事件一开始，对于如何看待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在李鹏与赵紫阳之间，就出现了根本分歧。根据本书记载，在学潮初起的短短两三天内，甚至在李鹏回到北京下飞机伊始的短短几个小时内，他就已经形成了后来最终导致流血镇压的那种对于学生运动的负面看法。这一点，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什麽因素，促成李鹏迅速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第二，为什麽是李鹏的这种判断、而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中共中央？李鹏的这种看法，又是在什麽时候、以什麽方式，成为官方的主导判断？上述三次围绕如何应对学生运动的李赵分歧出现的时候，按照李鹏本书的叙述，发生在西安（二十二日上午）、长沙（二十二日晚上）等地的所谓「打砸抢事件」，都尚未出现；包括李鹏后来引为重大论据的所谓「衝击」新华门事件，也是发生在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九日凌晨，即在李鹏所说的李赵第一次分歧呈现之后。很明显，这裡缺少对于现实情况的深入瞭解，更没有对于民心民意的强烈关心。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为什麽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缺少这样两点最为重要的因素，这裡很难系统解释[注12]；但是，国家领导人不具备这种品质，显然是与中国共产党在表面上所倡导的那种重实践、重群众的政治哲学相矛盾的。

在任何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意见和批评都是普遍存在的；在绝大多数的社会，包括相当权威主义的社会，一定程度地公开表达这种不满都是为政府所允许的；还不要说民主社会，那裡是由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来保障民众的这种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表达权利的。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政府却使用战争的思维模式和相应的军事化语言，来看待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和批评。批评政府，就是敌人；敌人的批评，就是「攻击」；如果这种批评不仅仅是口头的，还表现为那些比如一般称之为「请愿」的行动，那就成了「衝击」了，表示「敌人」的「进攻」已经被组织为「衝锋」的行动了。

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对于李鹏来说，甚至「对话也是一场斗争」（「四月二十八日」一节），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四月二十七日」一节）。吴国光就提出：以这样的战争思维看待和应对民众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宗旨，是不是相去太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