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照着上海近代辉煌的租界上海呈现出一种多样与多元。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兼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经过多年思考，将上海这一时期的发展归结为四种效应的综合结果。这四种效应分别是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和集散效应。熊月之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简单介绍了他的观点，重点解释了租界上海在当时中国大一统环境下享有的一种缝隙效应。
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自豪中仍然流露出某种失落。这种失落表现在九十年代起兴盛、如今仍在延续的怀旧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城市对自身近代历史的不倦反思与研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专门设有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上海城市史被列为历史所的重点学科。
映照着上海近代辉煌的租界上海呈现出一种多样与多元。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兼上海城市史研究中心主任熊月之教授经过多年思考，将上海这一时期的发展归结为四种效应的综合结果。这四种效应分别是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孤岛效应和集散效应。
熊月之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时，简单介绍了他的观点，重点解释了租界上海在当时中国大一统环境下享有的一种缝隙效应：
熊月之：缝隙效应是指上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处于一市三制的市政格局之下。所谓一市三制，意思是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公共租界、法界和华界。这三个机构实行的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行政管理机构，互相间形成很大差异，在这种差异中，产生了一种政治控制的缝隙。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不同利益群体的人，在这里利用这种在中国大一统格局下的缝隙。这个缝隙虽然实际物理空间不是很大，但政治影响极其巨大。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像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苏报案的实质是邹荣、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利用租界这个特殊的地点，宣传反清革命。而像这种行为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许的，他们一定会被处以极刑。但是，在租界，他们就没有太大的安全问题。
记者：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在上海举行。这与上海的这种缝隙效应是不是也有关系？
熊月之：对。这里因为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就必然会产生缝隙。由于这些缝隙，就会有控制不了的地方，不同的政治力量，政治势力就会利用它。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利用了这种控制的缝隙。在1927年以后，共产党中央机关曾经很长时间设在上海，这些机关设立的地方都是控制薄弱的地方。
记者：当时上海的文化产业也非常繁荣，与这种缝隙效应也有关系吗？
熊月之：是这样的。由于上海有这样的政治缝隙，全国各地不同的利益集团就会利用。有钱的人会来，有技术的人会来，有文化的人会来，这就使上海成为中国特有的一个财富聚集地，人才聚集地。
记者：您觉得，在今天的上海，经济发展，物质繁荣，但他是否恢复了他过去的文化中心的地位？
熊月之：还不能这样说。上海最多现在还只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与三十年代相比有本质的差别。文化中心首先要是文化资源的配置中心，还要是文化品位的鉴赏中心，还会是文化交流中心。三十年代的上海，在这些方面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但在49年以后，在大一统的情况下，文化资源配置中心不会是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文化鉴赏中心也不会在这里，文化人才汇聚中心也不会在这样的地方。因此，我以为，上海在文化建设方面，有些方面可以和三十年代相连接，但有些东西还是不一样。
世博会在上海召开凸现了上海国际化的形象，也凸现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但是，我认为，只是召开世博会还不能说明上海已经成为文化中心。
记者：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出版业非常繁荣，民国时期，中国三分之二的出版业在上海。但是今天的上海在出版业已经没有这样的繁荣，怎么解释？
熊月之：这个原因比较复杂。49年以前，全国出版业半壁以上的江山在上海，这与上海当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人才汇聚中心和文化产业中心，是密切关联的。49年以后，全国许多城市都具备了比较好的条件，而上海原来特有的某些优势已经失去，上海再想获得原来那样的地位是不可能的。不仅是出版业，在很多其他方面，上海也不及中国许多城市。原因就是形成上海三十年代作为出版中心的要素现在不存在了。归根到底，可能会追溯到示范效应、缝隙效应和集散效应上来。现在上海已经不是人才汇聚的高地。从人才汇聚层面讲，很难说上海比北京强，或者比很多城市强。
人才为什么汇聚？首先是一个地方比较安全，再一个是他能够施展才华，第三点是相关联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产生作用。但现在有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记者：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研究近代上海异质文化交织下的社会生活，对于探讨人类文化交流的过程、特点、规律有重要价值。那么，研究这段历史，对今天上海的建设有什么可以借鉴之处？
熊月之：我觉得，对于今天的上海建设很重要的一点是：上海原来是中外文化―不只是中西文化―相对比较平静地交流、交融、交汇的地方，当时没有某一种文化、某一种政治势力可以控制整个文化的态势。中国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中国的传统也好，西方的现代也好，在这里都没有一种定位一尊的东西控制他们，因此可以相对平静的交流，文化中的很多要素就可能产生相互的影响。我认为这有利于克服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沙文主义当时当然存在，西方文化虽然不是处于定位一尊的位置，但是，西方歧视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因素也有。但是，因为有那么多的文化，就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市场，这就有利于缓解文化沙文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紧张。我认为，这是上海对不同文化交流所起的一个特有的作用，就好像一种文化原生态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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