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上海经济起飞的步伐，上海人开始在旧上海的繁华中搜索记忆；如今，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这座城市重新吸引全球舆论的特别关注。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上海是否找回了二十世纪初曾经有过的光芒？疑问显然依然萦绕不少人的脑海。借着世博会报道的机会，我们有幸向有“上海记忆的追寻者”之称的上海畅销书作家陈丹燕提出这个问题。陈丹燕在上海花园大酒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记者：在提到上海的时候，您曾经说希望人们不要只看到上海的物质传奇，应当也去关注上海的精神传奇。上海精神传奇是什么？
陈丹燕：我觉得他（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就是对中国城市来讲。比如说，他是比较早地向西方的商业文明开放的城市，我们不能说他向西方的精神文明开放，因为来的都是商人。但是，因为他向西方商业文明开放非常早，所以，上海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城市，有他非常显著的特点。如果我们把他与孟买、香港、横滨、新加坡、澳门这样的城市比较，我觉得他是在精神方面发育地比较完整的城市。
我想，他这种精神的传奇主要是在于他在这么一个古老的国家，这么强势的传统文化里面，他能够以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夷种文明，容纳传教士。中国的传统是轻商重文的。但是，上海对商业和新科技的热衷完全不像是一个传统文化下出来的城市，那种戒备他是没有的。我不能说这种文明非常好─其实从我本性来讲，我不喜欢这样的文明。但是，如果我们比较职业地、就是不是你个人的喜好，看他这种嫁接是否有价值、有特点，那我觉得他是很有特点。在一个本土的、传统的文化还非常强势的土地上，很难发育这么完整─比如广东就没有发育出来这么完整的东西。其实香港也没有，澳门和新加坡也没有。当时通商口岸实际上更加重的是实用的功能，就是通商。通商的文明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上海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可以探讨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香港也没有”。能不能具体解释，您想说什么东西香港没有，而上海有？
陈丹燕：按道理，香港通商的历史比上海要早。但是，你看香港社会，他有一个精英社会，就是讲英语的知识分子和高等华人的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与草根社会基本上是隔绝的，他们不能来往。上海好像是草根的和精英的混同在一起的，价值观上基本一致。就是有很多社会留下来的规矩和习惯，并不是隔绝的，而是融合的状态。研究上海历史的人会说，上海的历史基本上是一个融合的历史。从前是五方杂处，后来是华亚杂处，并不是像英国殖民地传统的那样，是分裂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杂处才能真正产生属于这个社会的某一种精神上的特征。如果是分裂的，这个文明是不能够成熟的。这个是需要混合、需要社会各个阶层的努力，才能有这种东西出来。
现在看世博会就可以看上海人的这种特点，就是整个社会对“新“的追求，对新鲜的东西的追求，非常强烈。我觉得这种求新、求洋，是这个地方精神上非常大的特点。但不光是精英阶层，草根阶层也是这样的。
记者：您提到的精英阶层和草根的这种分裂。但是上海如今是不是也在向这个方向走呢？
陈丹燕：我倒不觉得上海妄图使自己的各个阶层分裂成完全不相来往的状态。我觉得上海的特点，就是他的融合，他会把各种各样阶层的人融合在一起。
记者：但是，上海近些年社会贫富分化也在扩大。
陈丹燕：但是，他不会两个阶层完全地隔绝。阶层的不同，消费也不同，一定是不同的人会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基本的价值观，比如就是，不管是精英阶层，还是草根阶层，都相信：要想成功，你必须自己努力，你需要个人奋斗，你不能靠别人，你很少能够靠到家庭，因为这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每个家族来，其实都是从头奋斗开始。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社会，这个个人主义价值观大家都认同。并不是草根就说要靠家族─草根更靠不到家族；精英也不靠家族，所以它是一个移民的状态，他的基本价值观是一样的。
记者：在您看来，举办世博会的上海是否再现了旧上海的传奇─物质上的，或者精神上的？
陈丹燕：我觉得世博会是对上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这个社会从来都是喜欢新的东西，喜欢洋气的东西。新的东西如果是来自非洲，或者土著的地方，这个城市的人未必喜欢。他有一种虚荣在里面。上海人从来赞扬别人非常重的话，就是这个人很摩登，就是很现代，非常新。上海的老人，就是我父亲那一代人，很喜欢手表，喜欢圆规，喜欢新科技的东西。如今，这一代小孩大概最喜欢最新Ipad， Ipod 什么的 ，反正都玩得很转。
去世博会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就是上海那些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让我非常感动。他们非常希望了解世界，非常热衷地想要了解最新的东西。但是在他们年轻、有能力出国旅行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社会，他们没有办法旅行。现在国门开放了，他们又是整个社会收入最低的阶层，他们很难如愿去旅行。所以，世博会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开在家门口的世界。所以这些老人非常踊跃地去看世博会。我都觉得非常可怜他们，因为排队时间太长，参观的环境并不好，他们不能完全按照场馆设计的样子来体验这些新的技术，比如新的视屏啊，最新的马桶啊─是日本的，德国最新的360°环绕的声音啊，但是他们非常热爱，非常兴高采烈，比小孩子还要高兴。我很喜欢这样的上海人，就是不管好不好，他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非常有上海特点。所以，我曾经讲，世博会选在上海，大概是最对的一个城市。
记者：在世博会筹备期间，您曾和另外一些专家、学者、作家一起培训世博会的设计团队。您向他们传授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陈丹燕：就是城市精神，什么是城市精神。我给他们讲的是，我认为城市的精神是带有虚荣的，有非常大的进取心的，也可以说是野心勃勃的；喜欢所有新鲜的东西，不管是非人的，还是符合人性的。我想，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远离土地。
记者：您写了很多关于旧上海的书籍。这种对上海往事的追寻是不是也是因为对今天的上海的感觉到某种缺失呢？
陈丹燕：大概所有的上海人都会觉得上海现在非常努力地想要到达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这个城市到达的高度。但是我们的确是没有到那个高度。我们现在并没有到四零年以前、三零年以后上海的那个高度。
记者：您是指物质上的繁荣呢？还是别的东西？
陈丹燕：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城市，也许他的物质已经和三十年代末期的那个情况差不多了。过一两个星期，世界上最新发明的东西就会到上海。从这一两年的情况看，全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已经在上海了。上海会办非常大的奢侈品展览会，最新的东西愿意在上海发布。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暴富的阶层，他们需要奢侈品。这一点跟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相似。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他的那个自由港的精神上、接受新的精神产品的速度显然是比较慢。比如说，当时，就是黄佐临那个时代，他如果去书店订购一本波特莱尔的书，那么，一个月以后，波特莱尔在法国出版的书、有他签名的书，就已经到上海了。因为当时有很多外文书店做这个事。现在这些是不可能的。就是说，精神产品的资讯的便捷度肯定是不够。
第二个，我觉得在三十年代末期，由于精神产品的资讯非常便捷， 就会刺激这个城市那些做头脑产品的人不停地想。所以，在当时，他们的思维相对来讲是活跃过北京的。现在，可以说上海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品消费市场，当时我们不是一个原创的市场。我们没有输出的。就是我们的原创产品差很多很多。
记者：那这一点是不是也是中国文化领域整体的一个共性呢？
陈丹燕：我不太了解北京的情况。听说北京情况比上海好。上海并那么令人乐观。我觉得这是和中国几十年的意识形态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从前经济并不发展，最新的奢侈品或新科技产品也很难到达上海，所以你没有比较。你看不出物质和精神的差距在那里。
现在物质的产品可以越来越便捷地到上海，你就越来越看到精神这部分的落后，完全不能成正比，所以你就会觉得上海越来越物化。大家不满意他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而且，不光是上海人不满意，全中国人民都不满意，觉得你们（上海）没有什么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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