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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只能通过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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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国团结中国协会、海外中国民主党、海外公民力量组织、法国藏汉联盟共同发起的“六四”21周年纪念活动6月3日下午16时在位于巴黎十六区的人权广场举行。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以诗言志,以示不忘。流亡美国的著名人权活动家魏京生特地赶来参加今年的纪念活动。我们借此机会就“六四”以及中国民运的未来采访了魏京生先生。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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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在巴黎纪念“六四”21周年的感受

魏京生:“六四”2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有许多朋友都说,我们都熬了20年了,熬不住了。到此为止吧。我就跟他们说,不会到此为止的。你们看着吧,明年你们还会来。为什么呢?因为,首先,20年前的情景我们都忘不了,那么多勇敢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献出来了,怎么会忘呢?另一个原因是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变,如果中国象苏联、东欧那样变了,或许我们会思考新的问题了,解决新的问题了。那么或许有可能会把过去的事忘了。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六四”并没有成为过去,因为,“六四”的目的还没有达到,“六四”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我今天到这儿来一看,大家果然还都在这儿。

您觉得这样一年一年的下去,六四纪念何时了呢?

魏京生:我觉得首先是了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就算是“六四”的目的达到了,中国实行民主化了。那么,在民主化以后的中国“六四”就可能成为一个节日。每年要纪念。就像法国人庆祝国庆日,美国人庆祝独立日一样, 民主化以后的中国人一定会把“六四”定位一个纪念性的日子,所以“六四”纪念了不了。其次,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努力还是取得了好多的成就。中国人的观念在这20多年中有很大的改变。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个人考量,全国的老百姓大多数都觉得中国应该民主,不仅是老百姓,即使是那些有钱人甚至政府官员也觉得应该民主,因为,他们也知道即使现在能够赚很多钱,过着奢侈的生活,但是,如果希望能够长久地稳定的生活,还是需要民主,他们知道,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会有朝一日不明不白地遭到枪决。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保障大家的稳定生活。所以,现在在中国国内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大多都认为只有中国必须走向民主,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该怎样走向民主?

您有什么建议呢?

魏京生: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不能只想着恳求。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恳求来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去争取,当然,具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现在很难说。我觉得只要是有效果的方法都是好方法,而且,不一定要局限于某一种方法。一个社会要走向民主,也许社会各个阶层都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去诱导、去施加压力。总之,要推动社会向前走。当然,这个社会上还有学多惰性的力量,中国的贪官污吏依靠专制制度压迫他人,他们当然不希望这个社会有任何改动。所以大家都必须努力推动,我觉得如果大家一同努力的话,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现在中国国内有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当初参加过六四民运的学生,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六四当初要是成功了,中国或许没有今天的经济繁荣。您怎么回答呢?

魏京生: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切合实际。因为,我们简单地分析一下中国的繁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吗?当然不是的。中国的繁荣靠的是又勤劳又聪明的中国老百姓,中国这几年的发展靠的就是这些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共产党。共产党究竟做了些什么,至多也不过是在邓小平掌权的时候对老百姓放松了一些管制而已,所以中国就发展起来了。那民主制度管得更松,凭什么说民主了之后反倒不如共产党呢?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说法,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为了拍政府的马屁才提出这样的说法的。

我们就撇开这些知识分子不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中也有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反右、文革等社会动乱,再也经不起大乱了,民主可能会使中国再度大乱,中国老百姓因此对民主制度多少都有点抵触情绪。

魏京生:许多外国人也这么说。当然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同七九年或者八九年的老百姓都不一样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的各个阶级的区分已经很明显了。各个阶层的老百姓由于身处的地位不一样,他们的思想也不一样。上述想法往往代表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以上,生活不错的人,他们觉得乱起来很可怕。但是,这部分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即使我们把城市中一个月赚两千多块钱的中产阶级都算在里面,他们在全国所占的比例至多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九十,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困苦中的人,他们是人心思变的。比如说那些在东北工厂干活的一个月只赚五、六百块钱的人,他们希望有变化,不管这一变化是以什么为代价,反正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一个月赚两三千块钱的小资的想法不一样,跟那些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豪的想法就更不一样了。那些亿万富翁自然希望社会能够维持原状。但是,即使是他们也意识到中国不得不变,因为老百姓要变,社会不得不变。他们希望中国要变但是要稳当一些,不要发生大的动荡。而那些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动乱也好,不动乱也好,总之必须变。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穷了,毛泽东时代大家都穷,没有办法。而今天大家都看到了,国家有钱,但是老百姓没钱,老百姓的心里自然不平衡。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而要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只能通过民主制度,现在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制度中只有民主制度能够做到这一点。

感谢魏京生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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