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压高校 中共“意识形态”崩溃后的囚徒困境

摘要：“整体来看，当局眼下对中国高校教育的打压“空前绝后”，这背后可能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论等在社会已经破产，其严重脱离于现实，再加上互联网对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与各类常识性“普及”，这种状况下，意识形态崩溃成为必然，且无力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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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惠稿：打压高校 中共“意识形态”崩溃后的囚徒困境
作者：李哲

20世纪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捷克著名“反对党”领袖并最终担任总统的哈维尔说过一句流传已久的话："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

今天，把这种因为恐惧而重复说谎的“伪自由”用于中国教育，似乎最体贴、最真实。从近十年前的“钱学森之问”到如今意识形态对高校的进一步的打压，中国教育即将沦落至彻底没有尊严的年代。乌云在中国高校上空越聚越多。

　　中国高校教育本就疾病缠身还“火上浇油”

关注中国时政，不难发现，近一段时间，意识形态对中国高校教育的打压呈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包围态势，用著名“爱国作家”花千芳那句经典的话来说，就是“司马昭之心”了。

11月13日，无论是地域偏远还是影响力几乎忽略不计的辽宁日报，以一种类似于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形式，用一整版发出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文章称，该报通过卧底5所城市20多所高校，对近百次课堂教学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如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校教师没有认识到“社会是不完美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克服很多困难”，缺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认同”，缺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的“政治认同”。

该文告诫高校教师，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应要有“光明的未来”，教学时要保持“客观理性”。

理所当然，该文一出，立即引发教育界以及整个文化界的诸多批评。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该文作为新闻调查报道而言，并无实际的具体高校、老师、课程等详细内容公布，难以证伪，缺乏客观评判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本身已经被行政束缚严重的高校，甚至于这些年社会不断呼吁的高校改革，很关键就是去行政化，真正还“自由”于高校，重回“教授治校”，而辽宁日报的文章完全避重就轻，且还对早已疾病缠身的中国高校“火上浇油”，完全于改革趋势以及国民对教育的弊病失之千里。

高校应该教什么？用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给北大定的办学方针，即“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家陈寅格先生也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到底，教育是培养一个人的整体能力，即思想与人格，教育的过程是传授当下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念以及真善美。

　　自由思想若不在 定开不出美丽花朵

我国流传一句经典的话：“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具体深入了解中国教育，大多能体会到诸多的现实问题，如思想言论不自由、教育腐败以及各类“潜规则”当道，包括近年来屡有曝光的男女师生问题，根子上也说明教育被“权力化”、被“官员化”、被“垄断化”。

“自由的思想若不在，定然开不出美丽的花朵。”为什么中国人的诺贝尔奖始终是个遥远的梦？这从美国、欧洲乃至于近邻岛国日本都可以得出结论，关键在于高校教育的“自由”。

2005年，时任国家总理的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自己回答到：“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实际上，这些年教育体制的问题已经被不断提及，也逐渐形成了一定共识，这是一个深刻影响中国未来最“基础”的难题，改革已然迫在眉睫，但横空而出的辽宁日报事件，无疑又深刻打压了苟延残喘中的高校教育，其用心之恶昭然若是。

　　公安大学王从圣个例与贵州省“意见”

先树意识形态大旗，所谓师出有名，接下来就是严厉的“高校”整风了。11月15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守田因言论不当遭校方处理，其理由是王守田身为警察（双重身份），在微信、微博发表不当言论（笔名王从圣），被拘传，后被学校取保。王被决定不适合讲宪法学，以后不能再带宪法课程。

这里所指的不当言论是，王从圣多次撰文并发表有关“民主宪政‘等内容。王从圣若还算个例的话，那接下来的贵州省教育厅则可谓“令人震惊。”

11月20日，贵州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价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建立全覆盖的课堂教学视频监控系统、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以“建立健全各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用摄像头来监控教师的授课全程，这种方式可能创世界教育界的奇迹，因为全世界几乎是没有用这类方法来监督并促进教育的。

我们很难判定贵州省教育厅出台这一“意见”的真实目的，也许它的出发点是有利于教育评估，但教育评估实则有太多其他手段，全世界都不采取如此“非法”侵犯个人基本权利与尊严之行为，就证明了这类手段的先天不足且非法，寄望于用一个恶法来做成好事，单从出发点，就完全可以对其说“不”。

倘若如此恶法得以实施的话，可以想象得出，摄像头照耀着整个教室，教师们讲课心有疑虑，支支吾吾，学生们也担忧其讨论不正确以及哪怕睡觉等行为被拍到而留下记录，两者形成“机械化”反应，一边在讲“正确”的话，一边在听“正确”的话，缺乏互动，缺乏探索，缺乏求真，死气沉沉，毫无自由，更无兼容。

　　高校“自由”不在蔡元培先生的超脱政党教育

“钱学森”之问的难题多年未解，现在反过来进一步打压高校“自由”，其恐怖态势令人愤慨。不仅如此，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还透露，当前高校举办国际研讨会须提前一年向有司申报，稍涉敏感就无法举办（何事敏感无公开标准）。许多大学学术讲座必须党委宣传部批准。

真正的高校教育，必须要超脱于党派利益，必须要独立自由，这一点蔡元培先生曾明确指出，一、教育要平衡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政党则不然，它要造成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

二、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

三、在政党政治背景下，政权在各党派之间更迭，由政党掌管教育，必然会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所以教育要超脱各派政党之外。

　　意识形态沦为“渣滓”当局最后的“无力反抗”

整体来看，当局眼下对中国高校教育的打压“空前绝后”，这背后可能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当局的意识形态，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论等在社会已经破产，其严重脱离于现实，再加上互联网对个人的潜移默化影响与各类常识性“普及”，这种状况下，意识形态崩溃成为必然，且无力扭转。

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互联网的搭线下，更为扁平化，“普世价值”与“人权意识”近些年深入人心，这类新的更为真实的“意识形态”不仅在社会上流行，更在高校深入人心，当局不敢承认自身意识形态的不足，且对西方这类“普世价值”历来一直抵触，在此情况下，其担忧之情不难理解，社会难以控制成本过高，就必须要在高校树立“防火墙”。

当局对高校教育的进一步打压，内心深处凸显其信心缺失，乃至于不惜动用体制机器加以维护，但大江东流挡不住，这类逆流之势，很大可能会起不到希望之力，反而更加剧其意识形态沦为“渣滓”。

目前对当局来说，无疑于“困兽之斗”，不肯承认意识形态的先天不足，又要通过各种方法来维护被多数人深恶痛绝视的“垃圾”思想，这种逆势而行的效果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因为打压高校其实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互联网。

互联网从本质上改变了国人的“视野”，这所谓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互联网若不关闭的话，则国人逐渐苏醒的普世价值式的“意识形态”必然被不断普及，这一点可谓中共意识形态成立至今以来“最大的失误”。

我们要理性看待当局最后的“无力打压”，越是如此，越将加速其破产，纵观历史，莫不如此。

统治者的愚蠢，总在于看不到大势，如同1908年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最后岁月向摄政王载沣建议，“舆情不属，必激变乱”，而载沣则回答说：“有兵在”，张之洞闻言后说，“不意闻此亡国之言。”三年后，即便是自以为拥兵数万的晚清，还是走到了尽头。

历史总在不断提醒当下。正可谓“太阳底下无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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