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追忆大屠杀、坦克、人

摘要：“二十五年了，枪声远了，血也枯了，全世界还在追忆六四，就如一个人不断抬头望天上的星星，有疲倦，有忘却，甚至有怀疑，但这逐渐成为人类的记忆财富，因为 1989是世界历史分界线，共产阵营瓦解以中国人的流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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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大屠杀、坦克、人
作者：廖亦武
（转自《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2期2014年5月30日 6月12日）

二十五年前，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之前，父亲对我说：“儿子，好好在家呆着，共产党不是好惹的。”

父亲是过来人，历经数不清的政治运动，胆子被吓破了。比如“解放初期”，在他的老家盐亭，几分钟就枪毙了几十个“恶霸地主”，有人不过瘾，还挥舞大刀，将破碎的头颅一颗颗剁下来，踢下河岸。人头就这样，接二连三地漂远了，如同时间，如同总是在下一个渡口等待最新的人头漂过去的夕阳。

父亲丢下勤劳致富的地主爷爷，连夜逃走了，从此没说过共产党一句坏话。哪怕遭遇大饥荒，全中国饿死近四千万人，他的小儿子我也气息奄奄了，他也忍住不说。那是怎样的非人间啊，许多人吃草、吃树皮、吃一种带咸腥味儿的粘土（又被称作观音土），如果碰巧吃着一根大地深处的蚯蚓，就算了不起的美味儿。许多人因吃观音土被活活撑死。我奶奶也是这时候咽气的，爷爷将骨瘦如柴的她夹在腋下，在坡上随便刨个坑就埋了  可中国人民的伟大救星毛泽东还拒不承认错误，更为荒唐的，是将大饥荒的罪责推给前苏联，于是苟延残喘的老百姓全都仇恨前苏联，只因为狗娘养的“修正主义”在关键时刻撤走专家，中止了国际援助  他的副手刘少奇实在看不下去，不禁嘀咕了句“饿死人，是要上史书的”，于是倒大霉，在稍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秘密监禁，并在秘密监禁中被活活饿死，以此验证了“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的古训。

可二十五年前，毛泽东早死了，我才三十来岁，是从精神和行动上追随美国垮掉一代的无政府诗人，信奉“在路上”，我不相信父亲那样的过来人。而全国几十个大城市的几千万示威者，大多数比我更年轻，更不会汲取父辈的教训。特别是二十岁左右的首都大学生，号称“天之骄子”，已经占据天安门广场几十天，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过足了民主和自由的“毒瘾”  可父亲的话还是应验了，共产党开枪了，坦克碾压过来。

我在惊恐万状中朗诵了《大屠杀》：“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溅向立交桥、门楼、栏杆！溅向大马路！溅向天空变成星星！逃跑的星星！长着两条人腿的星星！天地颠倒了。人类都戴着亮晶晶的帽子。亮晶晶的钢盔。有支军队从月球里杀出来！扫射！扫射！扫射！多好玩啊！人类和星星一起倒下。一起逃跑。分不出彼此。追到云上去！追到地缝和皮肉里去扫射！把灵魂再打一个洞！把星星再打一个洞……”

可父亲的话只应验了一半。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造成近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大家不仅忍辱偷生，还私下庆幸自己命大；也许有过零星反抗，但官方严禁记录，久而久之就再没人记得  而这次，中国老百姓终于集体反击，一雪国耻。

2012年深秋，我在德国和台湾同时出版《子弹鸦片  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公布了十几个企图阻止戒严部队行凶的“六四暴徒”，他们像原始人类那样可笑地对抗国家绞肉机，他们的主要“凶器”是棍棒、石块与火。坦克人王维林由此在这场不均等的对抗中浮现，中国人面对大屠杀的英勇震撼了全球。我在《子弹鸦片》里写道：“那天晚上，至少有上百万手无寸铁的‘暴徒’与全副武装的军人对峙。开头是一辆接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开道，碰着路障，就直接碾过去；后来就开枪扫射了，大伙儿发出阵阵惊叫，一片枪声一片血，人如乱草，嘎嘎被割下地。有个坐牢近二十年的‘暴徒’说：‘西方人只知道王维林，因为他一个人站大街中央挡坦克。一长串坦克，突突突冒着烟，像不断放屁的巨型甲壳虫，左绕右绕，硬是被这个人给挡下。你是钢铁我是血肉，压过来呀，王八蛋！这个镜头进入了历史，因为凑巧被外国记者摄到。据说美国老布什总统看了实况转播，也忍不住流泪了。可是那一夜，中国有无数个王维林，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

坦克人王维林不是学生领袖，不是知识精英，此前没引起任何注意，他留下那个短暂画面，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象征之后，就被人胁裹而去。因为六四流亡海外的中国人超过十万，香港社会发起营救政府通缉犯的“黄雀行动”持续了数年，王维林都不在名单上。经《子弹鸦片》中若干个被判重刑的六四暴徒证实，监狱内也从未听说过有王维林。

我的父亲在2002年秋天去世，最后一瞬，他说不出话来，可眼睛牢牢盯住他的政治犯小儿子。警察曾在他的眼皮下搜查我、带走我许多次，他死也不放心。也许他死也要重复“共产党是不好惹的”  王维林的人间蒸发就再一次证明。

二十五年眨眼过去，我们都有些老了，图片中的王维林还那样年轻。远远望去，那白衬衣如夏日的百合花，纯洁无瑕。坦克在百合花前怯步，构成穿越历史的诗意。而在可歌可泣的诗意的另一面，近三千个生命被剥夺，被淡忘。在《子弹鸦片》里，我再次整理了丁子霖教授和天安门母亲群体数年蒐集的《死亡名单》，其中有九岁的吕鹏，仅仅因为深夜被枪声吵醒，悄悄溜出门，就被流弹击毙；有二十二岁的夏之蕾，一位来自南方的大学女生，六四凌晨四点多，她随学生长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走到东单时，枪声大作，她踉跄倒地说：“快点！快点！找个地方歇歇。我好像是中弹了。”接着，从她紧捂着胸膛的指缝中，热血一股股涌出。几位女同学脱下她的衬衣，发现左乳下中了一枪。血一直在涌。当时一片混乱，昏暗之中，戒严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大伙儿别无它途，只得抬起昏迷的如花的她，向前走着，走着。几分钟后，回光返照，她突然从昏迷中醒转来，冲着悲戚的大伙儿，开了最后一个玩笑：“同学们！我的花季结束了。夏之蕾本来就是夏天的花蕾，凋谢得快嘛。”

二十五年了，枪声远了，血也枯了，全世界还在追忆六四，就如一个人不断抬头望天上的星星，有疲倦，有忘却，甚至有怀疑，但这逐渐成为人类的记忆财富，因为 1989是世界历史分界线，共产阵营瓦解以中国人的流血开始，在西方各种文史档案里，有关六四屠杀的证据累积如山。谁会料到，今年五月的中国首都，竟然爆出因追忆“六四”而集体入狱的大案  在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家中，在十几位知识精英举办“研讨会”之后，全部被警察抓捕。其中五人，因“罪行严重”被羁押至今，他们是维权律师浦志强、社会学家徐友渔、前政治犯胡石根、八零后网络作家刘荻，及也是六四死难者家属的郝建。

此案在国内外激起新闻狂澜。在家中追忆六四，跟写反动日记差不多性质，如果这也犯了“寻衅滋事罪”，那就退回到“思想犯罪”的毛时代了。这几天在波兰接受采访时，因感觉离奇荒谬，我就讲了发生在毛时代的一则故事：“有一对夫妻做爱，丈夫为了延长快感，就一边抽送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他高呼几百遍，的确延缓了射精，却不料隔墙有耳。革命邻居们立马举报，火速招来警察，两口子也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当场拿获，随之痛殴，随之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劳改四年。”

翻译和记者都忍不住笑，跟着又感觉对不住六四死难者和新近入狱者。记者说：“廖先生，您这是谣言吧？”我说：“在家中追忆历史叫‘寻衅滋事’，这听起来才像谣言。”记者说：“那么，请问，中国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我说：“没进步也没倒退，而是轰隆一声腾飞了。”记者说：“我理解。可坦克人王维林和你的《子弹鸦片》都不会轰隆一声飞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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