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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世界

程晓农博士:习近平反腐打贪实质是锦衣卫办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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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主席习近平风声鹤唳打贪反腐,并有海外猎狐抓贪官行动,急需其他国家,尤其美加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这特别牵涉到国际引渡条约的签署。近日,中国外交部有官员发表言论,指责有些国家对中国法律有偏见,不肯合作签约引渡。本次中华世界,本台(法广)为大家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就此主题进行点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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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习近平反腐打贪对中共政权有哪些影响,程晓农首先对我们说:
程晓农:
习近平的反腐打贪针对基层以下,是针对贪官的,但不是针对全部的贪官,而是碰到谁,就是谁,因为中国贪官的普及面其实应该占了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以上。所以如果逢贪必打,中国就没干部了,就将如俗话说的,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而且习家也不是干净的。
但是在高层,反腐就只是打击政敌的手段来。在高层,凡是在政治上与习近平是同盟的高官,或是前高官,他们的贪腐问题现在是一概不予追究。只有习近平的政敌,习近平会一整到底,但是在审判问题上,仍然是遮遮掩掩的,把案情尽量往小的掩盖。所以称其为选择性反贪应该是没错的,在基层和在中央都是如此。在基层,他是为了整顿党风、巩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强化他个人对整个党政系统的威慑力,以便建立他个人的威信和权威,在高层更不用说是如此了。

 

RFI:反腐是否有成效,具有意义?
程晓农:
反总比不反好,所以国内的老百姓一般也还是支持反腐,但是要说成效,这个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不等于说,现在反了腐败,抓了一大批贪官,抄家没收一批财产,腐败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习近平的反贪 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只抓贪官,不追究贪腐的制度原因。因为既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官员有贪腐行为,这显然就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了,也不是个别现象。这是谁都知道的。作为普遍现象而存在,那就说明这个现在中国领导制度有严重的问题,是制造腐败的制度。如果是要遏制腐败,或是杜绝腐败,正常做法应该是,在反贪的同时,也要追究制度根源,然后把贪官的行为和制度根源挂起钩来,想办法解决制度问题,这样才能避免腐败。否则,贪官们现在不过是,谁倒霉,就抓谁,那些没有被抓到的,就先冬眠一段时间,等到明年开春,没准就风和日丽,贪官们又开始活跃了。

这两天,中纪委和工商联有一个联合会。会上有一位果商蔡晓鹏,也是我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他有一个发言,详细介绍了此时此刻贪官们敲诈勒索的情况,比方他提到,他的果品公司,每年有不计其数的贪官和他们的亲属,跑到他那里敲诈勒索,一年要拿走上百万的产品,白吃白拿,理由是“检查”。他说,现在改善了,自从十八大以来,他们被拿走的,从一百万降到六十万了。这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说明贪腐的规模是缩小了,这不可否认,但是并没有杜绝贪腐啊,他,还有六十万被拿走,这是在十八大以后,就是2014年发生的事。这还是在天子脚下,就在北京。所以你不能说,习近平的反腐真的有多大的成效,只是说,这些贪官们过去野心很大,胃口大,胆子更大,现在只是胆子小一点,胃口收敛一点,然后,倒霉鬼被抓出来了,仅此而已。所以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没有多少人认为,通过这次反贪,中国从此就贪官绝迹,然后一派清明。我想唱这个歌的人在国内也不太有人鼓掌。

 

RFI:美国官方统计,2002年起的十年之间有一万零八百亿美元非法流出中国。中国因此希望与其他国家合作,签署引渡条约,把贪官经济犯抓回中国。但中国七月开始的“猎狐2014 ”行动,并不顺利,这名外交部官员抱怨,一些国家对中国法律有成见,不肯合作,是这样吗?
程晓农:
外交部官员不管贪腐,只是奉命发言,是转移话题,转移视线,又把美国拉出来作为垫背的,掩盖猎狐行动不见成效的原因。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中国贪官转移出来的钱财可能不只这个一万零八百亿美元,但是这钱并不都在海外,绝大部分又回去了,通过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及毛里求斯等等或是离岸金融中心,或是洗钱中心,中国的贪官在海外注册以后又把这些钱转会国内去,炒房地产去。所以这笔钱现在并不在海外,大部分在国内,

第二,贪官也分“吃得开”与“吃不开”两类,所谓吃不开者就是:贪了一笔钱后,觉得自己待不住了,就赶快逃出来,与国内切断联系。这样的人不敢把钱送回去投资,但这只是一小部分。猎户行动针对的就是这样的人。但绝大部分贪官其实在国内照样吃得开。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实例,十五年前,就有这么一位找我咨询的中国外贸部系统的国企外贸公司老总,当时就是贪官,已经把家人及自己都转移出来了,他说,他人虽然在美国,但是外贸公司系统的外贸还是由他控制的,他照样可以在美国赚中国的钱,靠得还是权力与关系,所以,像他这样吃得开的贪官更是成千上万。他们一会儿出国,一会儿回国,或者根本不出国,他们并不在乎,习近平也不想动他们。因为动一个,就会找出一大片,会遭到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抵制。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吃得开的贪官们在中国仍然很活跃。

所以对于这些吃得开的贪官来说,中国不抓他们,不是美国的过错。而是中国自己不愿意抓。举例说明贪官的一个最简单赚钱方法:贪官们把钱转出去,在通过外商的名义,开一个外资公司,又把钱赚回中国。这个来回洗钱的过程,都是有中继可查的。中国政府只要沿着这个线索下去,百分之九十的贪官,都能够查得一清二楚。但中国政府不查,中国商业部在2004年,曾经有人专门研究过中国贪官的洗钱问题。 结果,中央把这个问题列为禁区,勒令这个研究人员梅新育停止发表相关言论。以后梅新育被迫改口,说他没研究过这个问题。尽管这个报告此时此刻正海外的网站上,我们仍然能找到。这个洗钱问题本来是追查贪官最好的管道,但是中国政府不愿意追究,放纵他们,任其自由往来,因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党国精英。所以,若要想引渡,其实中国政府有各种办法查到这些人的犯罪事实,起诉他们就完了。

第三个问题才是中国与美国之间所谓的“制度障碍”问题。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法制国家,办案是由司法部门来处理。美国不会与哪个外国政党来办案。因为政党只是一个政治团体,不代表政府。但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习近平偏偏搞的是一套“以党代国”的方法。所以,现在在海外追查贪官的,主管猎户行动的是中纪委,这在法律上和西方国家就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就好比,美国共和党派一个代表团到中国来,所我们要在中国查什么事,我们不代表美国政府,我们只代表共和党,这行吗?

所以,从法制的角度来讲,中国用中纪委到美国来办猎户行动,遇到了障碍,难道责任是美国应该不实行法治,而应该同中国一样实行党制,让共和党一党领导天下吗?美国老百姓不会答应的! 只要美国坚持法制,中国的这个制度就完全与美国牛头不对马嘴、套不上。难道美国司法机构看到中纪委送来的一封信,就必须与中纪委合作吗?门都没有!因为中纪委不是政府啊!中国为何不派政府来处理呢!中国的司法哪里去了呢?所以,这样子的制度上的障碍问题,是中国制造出来的,是中国的制度障的问题。所谓与国际不接轨,就是指中国一党专制的制度,与国际的司法体系完全配不上套。国际上,还有国际刑警组织可以运用,但是他们也只是接受中国司法机关,就是警察部门的指令,然后双方合作,跨国追查各种犯罪行为。但是中纪委下个命令,恐怕国际刑警组织不会理它,因为中纪委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所以这样的问题都是中国自己造出来的。

有趣的就是,习近平明明知道,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做,但他现在却偏偏要让党来代替司法、以党代法。为什么?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司法部门是以法律为准绳,如果真要那样办案的话,就不能“打一个,护一个”,就不能不打红二代,不打老革命的后代,而打其他人。所以,用司法办事确实对习近平不方便。而他不能用司法手段,他只能用党的办法,换句话说,他只能用东厂,用锦衣卫,王岐山现在扮演的就是习近平的东厂和锦衣卫。就是一种半非法的执法机构。但是,在中国特色的统治体系里头,似乎就只能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是:中纪委办案,在中国,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好像是关系蛮顺的,没人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头。习近平也觉得用得很好,很顺手啊!比方说,打温家宝,他是坚决反对的。所以,王岐山可以准确的执行近平同志的指示:家宝同志家不能碰、李鹏同志家不得碰,然后这些红二代高官、前高管、开国将帅们,他们的子弟不能碰。王岐山要打,就要打那些平民出身的官员,什么工农出身的,如徐才厚、周永康,这些都是小老百姓出身,在他们看来,那是“奴才级”的。主子家的腐败不许谈,东厂就专门办那些“奴才”。这就是中国反贪倒实质,所以他们不能动用司法部门的原因很简单。否则,如果美国告诉中国:“我提供你们一个红二代腐败的案例,你们办不办呢?”至今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明摆着不办。例如国际记者联盟关于温家宝家族腐败的数字,连股票的复印件都已经刊登在媒体上来了。温家宝九十几岁的母亲,会炒股票吗?一想就知道,很显然,是有人送温家股票:十二亿美元,比周永康的贪腐案子还大。近平同志选择了“不办” !所以这其中是有亲有疏,有敌有我,一切是为了巩固权力,为权力斗争服务。所以其他国家政府不太帮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外国政府为什么要为中国的权力斗争当垫脚呢?那是中国内部的党争啊!

现在习近平还是强调说“腐败没有边界”、“没有结束期”。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在高层的反腐的终止期已经宣告了,就是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习近平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高层反腐,基本上已告一段落。那么底层反腐可能还会继续,但是也不见得会风越刮越大,可能也就是“和风细雨”吧!。因为相对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我想,他们还是感到很安全的,只要大家不要欠债,太嚣张就行了!这就是中国反贪倒“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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