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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居德国的“民主中国阵线”秘书长潘永忠谈藏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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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汉堡召开的第二届藏汉研讨会于8月29日闭幕。本次为期两天的会议聚集了来自全球的各方学者、专家等汉藏人士数十人。这一非官方的藏汉对话旨在增进两个民族间的了解,探讨继续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我们有幸电话连线到参与了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潘永忠先生。潘永忠先生现居住在德国,是“民主中国阵线”的秘书长,长期关注西藏和新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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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首先请介绍一下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特别是“藏汉研讨会”创立的背景,创立这样一个研讨会的初衷是什么?

潘永忠:据我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有“藏汉研讨会”的探讨问题形式,只是当年参与的人没那么多。2009年在日内瓦,西藏行政中央举行“寻找共同点”汉藏民间对话,参与讨论的代表多,规模大。我也出席了那一次会议。

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活动?我想最容易的解释是:国家的基本要素是人民,一个国家的宪法、文化、利益、政权等最终的落脚点是人民。人民才是国家之本,所以,要解决汉藏民族问题,走“人民之路”才是基本路线图。毛泽东不是喜欢使用人民战争吗?尊者达赖喇嘛倡导“汉藏民间对话”,是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讨论会上,洛桑森根司政指出,“汉藏历史上没有矛盾”。有朋友也指出:“汉藏人民没有矛盾,没有问题。”现实社会,汉藏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层次地问题,由于中共长期执行狭隘的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成了一个禁区,人们不敢碰西藏、维族等问题,否则将被指是分裂国家。而达赖喇嘛倡导的“汉藏民间对话”活动,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使用和平、智慧的策略,一下子破除了中共长期的思想、认识禁区,“分裂国家”的罪名再也吓唬不住人民,为向往友好的两族人民开启了一扇窗户,开创了汉藏民间寻找共识、增进和睦的新局面。真可谓是一种理智的“四两拨千斤”高招。

法广:达赖喇嘛于1974年最早提出“中間道路”的主张,既:在中国宪法的框架内,实现西藏民族名副其实的自治。这一主张是否从实际意义上获得了北京政府的认同?中央政府确立的“自治”观念是否赢得了广大藏民的认可?

潘永忠:我理解的“中间道路”现实意义是:1、达赖喇嘛寻找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2、从文字释义:即介于中共“统治”与西藏“独立”的中间途径;3、期望将西藏建成真正的藏人治藏的自治区域。

在我看来“中间道路”的深层次的意义是:永不放弃,传承西藏的民族魂。人总会死亡,但民族魂是代代相传,代代继承。什么是西藏的民族魂呢?应该是藏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是藏传的佛教,是藏族经济生产和牧民生活的模式,是西藏人与西藏高原生态环境的亲和力等。

这些显然与中央政府的“自治”有矛盾和冲突。比如说:中共政府的“自治”,是党领导一切,党凌驾于藏民族的文化与宗教之上,这让西藏人民如何接受?中共政府的西藏发展模式是现代化交通和城市化建设,这就破坏了藏民传统的生产、生活传统和习惯,破坏了藏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依相辅的亲和力等。

我们长年生活在欧洲,我们知道,欧洲的现代政治文明有两块基石:一是欧洲的传统文化,二是基督教文化。换句话说,这是欧洲人的魂。藏民族要发展和传承,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是藏人的精神核心,中共的政治和经济取代不了一个民族数千年代代传承的民族魂。这也就是为什么西藏和平解放五、六十年,而藏汉之间矛盾和冲突始终得不到解决的原因。

法广:本次会议将“寻找共同点”作为会议主题。藏人将如何争取汉藏的交流沟通、增进相互理解,从而达到影响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改变导致多数民众长期以来对西藏形成的偏见?

潘永忠:本次会议,与会人员讨论汇总的几个“共同点”,确实为未来的汉藏对话,开启了更大门户,拓宽了大路。

比如说第一点:与会者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与中国政府的和谈努力,并高度评价汉藏民间的对话,这对汉藏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个我解释一下,与会者大家认识到:侨居海外的汉人有四千万,当然有人提出应该与大陆的民众联络,但是侨居海外的汉人有四千万,我们与会者就认为:着眼于眼下,从身边做起,去促进和推动“汉藏民间交流”活动,像滚雪球一般,不断调动和影响更多的汉藏两族人民的参与进来,长期坚持下去,在海外首先形成势头,形成磁场,形成汉藏民族祥和的新气象。人们常说:叶连着杆,茎连着根,所有侨居海外的汉人在国内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当海外民族祥和气氛氛围形成了局面,终将放射性地影响国内人民,到那一天,汉藏民族问题的死结终将被解开,民族祥和的新景象一定会实现。

当然还有,与会者强调,西藏问题不仅是西藏人的问题,它关系到藏汉民族共同的命运。在会上,有的人发言,就好像在做为旁观者一样,在批评西藏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所以我这里解释,说到藏汉问题,除了中共的民族政策以外,确实有些汉人的“大一统”思想同样是害人。危害汉藏的关系。就是在会上有的帮助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民主运动中,也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喜欢指手画脚,在一边当批评家。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藏汉民族假如不是一个屋檐下的兄弟,也是朝夕相处的好邻居,所以西藏问题不仅是西藏人的问题,它关系到藏汉民族共同的命运。

最后一条呢,还有与会者藏人遭受的人权灾难,以及中国法治、民主、人权领域的倒退表达了深切关注。我就当然举了两点。

法广:大家都知道,数十年来,北京政府在藏区投入了巨额资金从事基础建设。然而,物质上的现代化却无法满足藏人的需求。

潘永忠:我生活在德国,德国的开发是有长期规划和规定,比如:在德国几十层的大厦很少可以看到,原因是德国政府不同意随意建,通常一般的建筑只是在6层,这样不会浪费资源。还比如:德国的古建筑是不能随意变动和拆除,这对日耳曼民族来说,这是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而中国是怎样搞建设的,大家都应该知道。说到北京对西藏地区巨大投资搞建设,别说西藏人民反对,我本身也反对,看看诺大的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了?环境被破坏了,空气被污染了,古代的文明被破坏了,自然资源被超前使用了,汉人自己的地盘搞得不伦不类,还要去把西藏高原美丽的自然环境也要搞得一团糟。

我们相信,藏人也不排斥现代文明,问题是如何开发?如何规划?如何建设?这个权力应该交给藏人自己去承担和主办,汉人至多是当好助手和帮手。

法广:您如何预见近期内西藏未来的发展前景?

潘永忠:我想,首先呢,我是支持和拥护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这是解决西藏问题和平途径。

第二点,我也支持把解决汉藏问题的责任、义务和共识交给汉藏人民去讨论,去承担,去理解,把解决问题的管道拓宽,让真理和真相让更多天下人知道和了解。

第三,我深信西藏问题总会得到解决,这关系到汉藏两族的长治久安。我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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