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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的甲午战争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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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是改变中国国运的一战,所谓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正是从甲午之后渗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血液。甲午之后的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甚至之后的中日战争,共产党革命,无不可以从甲午之败追根朔源。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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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已过,甲午之战或者说甲午之败对中国当代政治的影响仍然深远,远的来说,中国当权者对外部世界的敌视和戒备,正是甲午种下根源,就直接的影响来说,当下中日围绕钓鱼岛的纷争,正是百年前甲午惨败留下的隐痛。

在2014年的公开讲话中,习近平就先后两次谈及甲午。2月份,习近平在会见连战时说,“120年前的甲午,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

在6月9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又说,“今年是甲午年。甲午,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具有特殊的含义,在我国近代史上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并非偶然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员韩正在为《解放日报》旗下新媒体平台“解放书单”撰写的文章《静心读书》推荐书单中,第一本是习近平的短论辑录《之江新语》,第二本就是刘亚洲、金一南的集体新书《甲午殇思》。

这本新书原本是由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和参考消息报社联合组织策划的“军事名家的甲午觞思”的一系列文章,因反响巨大,后结集为《甲午觞思》一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该书的两名主要策划者是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上将和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刘亚洲接受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访谈《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作为序言收入该书。

刘亚洲说,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刘亚洲强调,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在他看来,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

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其次,刘亚洲提出,甲午战争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

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

刘亚洲说,“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

刘亚洲认为,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

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却都是朝鲜流亡者,并非中国人。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

刘亚洲说,“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刘亚洲最后提出了有趣的观点,他说,甲午一役,是中华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

刘亚洲的论述中没有谈及的是,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仍然没有完成,而甲午之战带来的弱者和受害者的心态,仍然阻碍这种向正常社会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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