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2日，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持编纂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借巴黎国际书展之机，启动全球首发。但是，东京审判已经结束66年，日本和英美已分别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影印出版了日语和英语版庭审记录。人们不禁要问：作为日战最大受害国的中国为什么在今天才首次出版这份文献？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今天，它的出版是否另有含义？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在巴黎书展的首发式后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这份总共80卷、长5万页英文出版物是1946年至1948年间审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东京审判全过程记录，是由在海外收集的东京审判庭审记录的微缩胶片，影印而来，可谓工程浩大。为便于读者利用、检索，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还为这份庭审记录主持编纂了索引和附录，由全篇人名索引、证据索引、出庭人名索引、重要事件索引和附录组成。应该说，这份庭审记录的全文出版填补了中国学界在东京审判研究中的一大空白。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么晚才出版？
法广：这次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出版让人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才出版？
程兆奇：中国作为最大的受害国，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与国，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庭审记录，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真正的问题不是现在为什么出，而是我们为什么这么晚才出。这么晚才出，有种种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这四个字……
法广：不能更具体地说明么？
程兆奇：现在为什么出呢……一般人会想到现在中日关系交恶这样一个背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钓岛争议、两国关系紧张之后（才制定）这项计划，我们是在2011年5月3日，也就是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的时候，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划，其中很主要的（内容）就是收集、整理、出版东京审判的相关文献，而在所有相关文献当中，庭审记录是放在第一步的核心文献。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计划。
法广：就是说和后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
程兆奇：对，没有直接关系。
法广：这次出版的是当时庭审记录的原文呢，还是整理之后由中国出版的文字？
程兆奇：（出版的）是原文。当时的庭审记录有两种文字，一个是英语，一个是被告方语言，也就是日语。在东京审判的时候，每天都有记录，英文本当天记录后，一般是次日就发送给原、被告双方，印得份数比较多，日本的媒体、机构当时都有收藏。日文记录一般要等几个月才出来。
东京审判在中国尚未真正走入学术圈
法广：现在出版这些庭审记录，你们希望在中国学界弥补哪些不足呢？
程兆奇：中国学界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到，法国在2010年出版了多年来第一部（关于）东京审判的书：《东京审判 被忘记的纽伦堡》。作者在前言里特别解释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就是感叹于纽伦堡审判在法国的巨大影响力，而东京审判几乎不为人所知。
中国的情况与法国不同。这些年来，通过电影、其他电视、读物 不是学术著作，等方式，东京审判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但同时，长期以来，东京审判还是停留在公共话语里，还没有真正走入学术圈，少量人在做一些最大问题的研究，所谓最大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中国和西方、和日本看法的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几乎只讲“正义的审判”等……为什么研究仅限于此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文献。实际上，东京审判当时有大量的各种记录，现在出版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可就是这极小的一部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连国家图书馆 中国最大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海外已经出版的没有收藏，更不用说中国自己根本就没有出版。
我们现在的一个计划就是要用十年的时间，把国际检察局的所有文献（这还不是东京审判文献的全部），也就是国际检察院所谓的官公文书，全部出版。最后出版的纸本大概相对于你们这次看到的80卷的十倍以上，大概是一千卷左右。
中国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与国际学术界没有交集
法广：国际史学界、法学界都对东京审判有很多评论，有很多争议，也有不少批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和中国方面对东京审判的评价有相当大的差异。中国方面一直肯定东京审判是“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是“不容置疑”，“不容争辩”的审判。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程兆奇：围绕东京审判的争议不是从今天才开始，也不是东京审判之后才开始，它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之内、在开庭伊始就有了。当时，检察官季南（法广注：约瑟夫•季南，美国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开庭时说：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从那一刻起，“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就争论不休。“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实际上是原、被告双方各自的观点，从法庭之内，到法庭之外。
但从80年代起，原来坚持“文明的审判”的一派被超越“文明的审判”和“胜者的审判”的所谓“超越论”所代替。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在西方，在日本，已经没有人再说“文明的审判”，让人感觉“胜者的审判”（那一派）似乎略胜一筹。
中国呢，长期以来，在东京审判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国际学术界是没有交集的。实际上我们比“文明的审判”更强化了些，我们说是“正义的审判”。季南当时说的是“文明的审判”，从语感上来说，“正义的审判”还是比“文明的审判”更强了……
法广：那是不是政治色彩也更浓厚了呢？而且，在发行会上大家多次提到的若代尔这本书《东京审判 被遗忘的纽伦堡》，我粗略翻阅了一下，感觉作者更多地是从法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次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各方利益交织之下的审判中，不符合法学思维的地方……
程兆奇：争论由来已久，西方学术界，包括日本学术界，现在还是有争论。中国原本没有研究，这些问题也就没有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日本人当然研究最多。西方在法学上的质疑，实际上当时辩护方提出的。辩护方当时主要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东京审判的主要罪名中 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等，违反了“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罪行法律、法定主义），是事后法。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事实的认定方面，他们（辩护方）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是，东京审判原则，也就是东京审判宪章，基本照搬了纽伦堡宪章，从法制角度说，他们认为这本身是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的看法。
要回应首先应该了解对方说了什么
法广：近些年来，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也非常激烈。在这种气氛之下，史学者是否还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平衡地展开研究呢？史学家怎么面对这种整体的政治氛围呢？
程兆奇：这个问题很好。您刚才讲到，在海外看来，（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中国就只有一种声音，实际上，现在，即使中日关系，因为牵扯到所谓的民族大义，给人感觉这比狭义的政治正确更难超越。（但）实际上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我自己感觉，我们起码应该了解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日本的反对方，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们面临的是什么问题，而不是仅仅有一个高调的立场，结果，拿我们的批判与日本右翼言论（对比）一看，根本就是针锋不接，他讲的和你讲的完全是两回事。我觉得，我们现在回应，首先要知道他究竟讲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在此基础上发表评论。我们现在的工作，大量史料的出版、海外著作的翻译等，就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其中文索引和附录的出版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事件，但它也凸现出中国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研究的严重不足。程兆奇教授在采访中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如此。本台此前与交通大学出版社人员交流时，有人回答说，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左倾思想的影响，也是因为东京审判的中方代表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派出。
在庭审记录首发活动的新闻稿中，程兆奇教授提出，中国学界的当务之急是使东京审判研究真正地学术化。他指出“迄今为止中国有关东京审判的文字几乎无不带有‘民族大义’的强烈感情色彩，这也在情理之中。”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可以、也应该不受情感、价值、信仰的羁绊，正如我们对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恶痛绝，不等于我们有权要求审判不严格依法一样。”
围绕东京庭审记录发行活动，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和他的书著反复被提及，那就是前国际人权联盟秘书长艾迪安•若代尔(Etienne Jaudel)和他生前最后一本书著：《东京审判 被遗忘的纽伦堡》。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在2013年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但如果说中国学术界希望借此书突出国际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的忽视的话，此书作者更注重强调的是人们对东京审判对国际刑事法庭建设的意义和它对普及普世人权价值的意义的忽视，与这次中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其中文索引和附录首发式新闻稿以及这次活动中驱之不散的“勿忘国耻”的潜台词有着相当的不同。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