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你的微博被他人转了500次!

北京当局开始收获网络大扫除的果实。不少微博作者，包括那些最尖锐，粉丝甚众的大V也收敛起来，他们的评论开始显得温和。大约不能因此责怪他们太软弱，看看正在进行的对“传谣人士”的铁腕镇压，能不望而生畏？

观察家注意到：尽管中国网络的过滤和筛选在全球范围内已属十分严厉，当局仍要捕捉“漏网之鱼”。北京当局打响了全面控制网络舆论的战斗。他们指称一些微博作者的只言片语会对社会、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北京的动作自然受到外媒关注。法新社评论说，这一控制网络的战斗由习近平亲自在八月间举行的“意识形态和传播研讨会”上发动。在这一会议上，习严厉地抨击西方价值观。他语重心长地指出，从今以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主要在网上进行。

主席一声令下，宣传官员们立即号召组成一支“强有力的能够占领新媒体阵地的力量”。他们要求中国的新闻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训练。中共喉舌『求是』称：网络充满着无数负面的信息和批评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重复说：政府的行动能力很差。习近平一“亮剑”，数十名网络活动人士旋即被抓。他们的罪名是在网上造谣。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打谣就此展开。

最令人眩目的是中国的“两高”不失时机配合党的指令：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网络谣言量刑规定”，凡一条“谣言”被转发500遍，那么，“谣言”始发者会冒着最高被监禁三年的危险。如果这条不良信息被点击浏览了五千遍，信息的作者同样冒着被送入监狱，被判三年的危险。

中国的法律界人士怎么看，我们电话上约到两位律师，一位是北京的刘晓原，一位是广东的吴奎民。

刘晓原：网络打谣太扩大化了，对谣言没有必要如此恐惧，因为谣言止于信息公开。不要动不动就说你涉嫌犯罪。中国有一个治安管理审查法，属于行政方面的处罚，不要动不动就上升到犯罪的高度。网络上故意散布和编造谣言，当然不对。但是这种事发生以后能够进行调查，不要动不动上升到刑法的高度。目前看，还没有发现那一起谣言造成了社会的严重混乱。比如前些天发生的甘肃张家川的那个小孩微博质疑一起命案件，居然作为传谣被警方抓了起来。哪怕那是一起正常死亡案，也没有发生严重后果吗。这种事情应该调查清楚，像这样一个还在上学的未成年人你都说他刑事犯罪。治安管理条例其实有规定，比如对散布谣言给予警告，或者罚款，或者治安拘留，但这毕竟是一个行政处罚，期限很短，刑事拘留就很严重，时间就很长了，很可能就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法新社北京发出的消息引自一名微博作者的话说，当局这样做形成一种恐怖的气氛。他们的目标很明显：堵嘴。

要堵住所有人的嘴难，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擒贼先擒王，当局瞄准的是微博上的大V。理由很简单，他们写下的几句话，有时会被数百万人乃至更多的人自愿阅读，远远超过党报『人民日报』的数量。中国的大V们很特别，本来多出身于商界或知识界，最后竟然变成了政府的眼中钉。因为他们一句话透出的或隐含的立场往往一呼百应，得到数百万人响应。比如房地产大王潘石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微博的跟随者据说多达1300万。当北京雾霾天气泛滥，当局拒绝公布空气污染指数的时候，他每天通过微博自己公布，粉丝喝彩，当局不快。据法新社报道，8月中，潘先生和一批大V 被邀请到一个官方网络控制机构去“座谈”。他们被要求发表评论时要考虑“正面的”和“建设性”的因素。这话后面自有你不得不顾虑的潜台词。果然，潘先生随后被央视邀请，说话时对自己以前的做法显得懊悔，他提醒他人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有害的消息”。

美籍华人薛蛮子也是一名大V，1200万跟随者。他在8月底被拘捕，警方指控他是一名嫖客。薛蛮子此前并非靠此道杨名，那时人们知道他是因为他有时通过微博呐喊两句，比如他呼吁当局切实采取透明措施解决环境污染，并且揭露中国存在的严重的贩卖儿童问题。薛被抓后不久被迫在央视露面，显得像一个“萎缩的忏悔者”，他说自己利用网络来满足一己的“虚荣”。前后判若两人。生活在中国大地的人都明白，他想以此换得轻判。

广东的吴奎民律师对当局打谣的做法觉得很荒唐，一个人的微博被他人转发500次，最后却要他承担罪责，从法律的角度难以解释：

吴奎民：先不谈政治，光从法律角度看。它现在要把这个谣言要入罪，本来入罪是要你自己有这样一个行为吗，你自己做了这个事，并且产生了后果，才能够入罪。主观上你有一个故意，这个不说，从事实来讲，你做了什么事。然后产生了后果，这两个东西才能够判你有罪。但是，现在提出一个转发500次这个概念。你的微博，我给你转了，转了500下，结果你坐牢了，这个就很荒唐。别人做了，反而是你犯了罪。这个逻辑上不通吗。咱们不说言论自由这件事，就从刚刚这个角度讲。本来我转了这个东西，我转了501次，结果你就构成了刑事犯罪。我不转，你就不构成犯罪。我发了一个微博，我哪知道它会被转？而且被转了500次？我都无法控制的东西，你要给我治罪，那我只有不说话了。我一说话，随时面临这种危险。

法广：英特网这几年在中国发展得非常蓬勃，而且这些年也没有像这么追究谣言，其实，文革末期追究谣言追究得很厉害，现在为什么突然要这么做？

吴奎民：我个人的看法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控制舆论的作用。因为我们中国电视，报纸，这些传统媒体整个是被控制死的， 所以微博、QQ，包括现在的即时通讯工具，微信啊等等，还有国外的小型通信工具。这些东西事实上冲破了他们的封锁。现在打谣主要是针对微博，微博里面又有各种层次，有些10万粉丝，有些1000万，1000万等于有1000万个读者。现在报纸杂志很多几十万，顶多几百万啦。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当局就是要以这一方式来控制，实际上就是把网络这种新闻的开放，报禁的开放的这样一种形势尽量把它控制住，或者说尽量减少它的影响力。对几十万以上的大V等于发出警告：你得小心，你敢转，就敢整你。通过这样来控制。道理就这么简单。整谣言，实际上就是一个幌子吗，中国有多少明星有微博，他根本不会去管的，但是你一转发政治的内容，或者举报贪官，举报财产这些东西他就要管你了。这个很明显。他是有针对性，有目标，政治性的，别的，什么明星的绯闻没人管的。

法广：但是今天中国网络这么发达，这种东西在外面看来就很难做，哪怕有强大的防火墙？

吴奎民：除非你把网封了，但怎么可能。现在的九零后有多少，年轻人有多少，他们不一定感兴趣政治，但是你一封网，这些人不高兴，就麻烦了。

这一打谣运动产生了效果，有些有很多粉丝的微博作者表示感觉到当局施加的压力，发表时三思而行，不管发表的是什么内容。朱泽律师对法新社表示，他开始“自律”。放弃写一些涉及官员贪腐的东西，涉及“国家安全”的更不写，这是一个最恐怖的可以逮捕你的理由。

文革末期，毛泽东死亡前后盛行追查“政治谣言”，不过，许多议论中南海权力斗争的政治谣言后来被证实是真实的。那时候，毛自顾不暇，人民对新的前景开始期盼。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谣言满天飞”，人人感觉要“变天”。

如何看到“谣言”，如何对待“谣言”，打谣就能够“长治久安”吗？中国学者邓文初在“谣言背后的深层中国”一文中指出： “是谣言在制造动荡吗？否！谣言自己是无法产生流播扩张的，谣言需要借助人际传播工具（以及网络媒介）才能流传。谣言能成为一时的主流话语，迅速漫散到社会 的各个角落，甚至激发社会危机，造成群体事件，真正的原因在社会生活本身出现了重大危机。没有社会生活的动荡，没有社会结构的崩解，谣言至多能激起人们的 心理波澜，强化传播者内心的希望、怨恨或恐怖，传达某种社会信息而已”。

他还认为，“官民对立”谣言的一再浮现，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现实，以及这一现实作为被压抑的集体记忆在不同场合的浮现。他认为：“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必然有谣言发生，谣言与事件的重大性及信息的模糊性成正比，这是谣言学公认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