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因为出版文学杂志《倾向》,被判非法出版罪，于2000年入狱，随后在她的作家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干预，最后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从此成为有国不能回的流亡作家。他后来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以及流亡生活的一些经历进行整理后，写成了一本传记在德国出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文学回忆录”。实际上，可能应该说不是他个人的传记，因为通过他的经历和描述，展现出来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经走过的短暂但却有深远意义的一段历史。贝岭前段时间到巴黎来小住，接受了法广专访，谈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德国二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保罗策兰对他的影响。
我们的话题还是从他的回忆录谈起：
贝岭：德文版的回忆录已经于2012年四月份出版了。中文版还没有出，原因是我觉得华人世界还没有完全接受这样一本书的出版，因为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写回忆录的时间早了点，我记得高行健就曾经这么问过我。
但是其实写这本回忆录的原因很简单，是出版社要求的，这实际上是一本文学回忆录，比较完整的描述了我从文学生涯开始一直到流亡的作家生涯，严格上讲，就是从大学开始 因为我真正开始进入文学领域始于大学时代，后来十几年在国外的流亡生涯也有很多部分，包括2000年我在中国因为出版《倾向》文化杂志而入狱，以及在监狱里的一些经历。
所以这本书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之后，德国最好的出版社，祖康出版社对我的文学生涯和经历很有兴趣，所以请我写了这本回忆录。但是事实上这本回忆录我是有备而来的，因为2002到2003年间，我曾经是纽约公共国家图书馆作家中心一年的驻馆作家，那一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写我的文学回忆录，那也是我在2000年初的时候被约请的。但是一直没有完成，隔了九年以后，2012年我有一个机会重新把它完成，翻译成德文先出版了。
法广：请您谈一下自己的文学经历。
贝岭：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一意孤行》，因为我这一辈子都是一意孤行的人，但是德文版的书名叫《逐》，有离逐，放逐的含义，也有自我流亡的意思。
我的文学生涯始于1970年代末期的北京民主墙时期，我在那里见到了最早的地下文学的同行，他们大部分年龄比我大十岁，也就是说他们在三十岁的时候，我认识了他们。这些人有人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体制内的作家，有些人流亡了，也有一些人成了具有多种角色的人。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是“今天文学派”。他们曾经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掌权之后的中国第一份非官方的文学杂志 我想这本杂志叫《今天》。我在这个杂志的早期文学生涯里得到一些基本的训练。
我的这本回忆录就从我当时如何去参加文学讨论会开始，很仔细地表述了我在北京城骑着自行车穿过菜市口，进入西单，在西单民主墙碰到了在那里散发最早的几份《今天》杂志的几位文学青年：北岛，芒克等人 。认识他们以后，后来被芒克邀请去参加《今天》杂志的讨论会。当时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在一座老宅子里举行这样的文学讨论会。在这样的经验里，我有幸认识了一些比我更年长和更资深的文学家，受他们的某种刺激，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作者。
法广： 2000年您曾因出版《倾向》杂志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
贝岭：这本杂志的最后一期的作者就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他于今年8月31号去世了，这次我在巴黎的朋友家里找到这本杂志，想到自己当年因为做这本杂志，出这本专辑而坐牢的时候，我觉得命运真的很有嘲弄性。因为这本杂志，2000年我在北京印制了第13期之后，北京公安局说我是非法出版，并以非法出版罪要判我入狱十年。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毕竟在做这份杂志的时候认识了很多西方的作家，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他们向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呼吁，以至于最后在美国国务院的介入下，以流亡作为代价，也就是说必须离开中国，被遣送去了美国。
在巴黎的这次小住期间，我又完成了让《倾向》重新复刊的设想，我在这里的部分工作就是要让这份杂志再次复刊，我会得到当年的支持者和一些老作者，包括高行健，王克平和马德升的支持，他们祝愿我真的能成功复刊。
法广：您曾经说被捕后的这段经历是不堪回首的……
贝岭：曾经在我被释放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我认为这是一段比较痛苦的经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必须以不能够再回中国为代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监狱里的短暂经历是极其珍贵的，因为在我的人生里增加了很多历练，甚至可以说，假如有机会，我愿意在监狱里住更久一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将牢底坐穿，因为我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不是政治人物，但是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感受。因为我当时跟刑事犯们住在一起，在那里见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百态。
但是最重要的痛苦还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到北京。我觉得这个代价会持续地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宿命。
法广：如果中国政府有条件的让你回国，你会接受吗？
贝岭：那要看是什么条件，如果在不影响我的尊严的条件下，我当然愿意回到中国，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法广：您曾经出版过二战以后，德国最重要的是人保罗-策兰的传记，您也曾经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保罗-策兰对您的影响，为什么？除了策兰的文学成就以外，跟他的流亡经历有关吗？
贝岭：当然有关，因为我和他都是流亡作家，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诗人，当然策兰的经历比我要悲惨和不幸的多，他曾进过集中营，父母遭纳粹杀害，他在母语的环境里受到纳粹对他整个身心的伤害，后来他的精神也越来越不正常。
我在各个方面都不能跟他的这些巨大的悲痛相比，但是我也是个流亡作家，甚至是1949年以后第一个作为作家被驱逐出境的，而且我的罪名是非法出版文学刊物罪。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他在母语（德语）环境之外，在法国的生活，以及他回到杀害他的双亲的那块德国土地上的复杂情感。所以对我来说，策兰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源泉，当然最主要的不是他的经历，而是他的诗作。
我看过如此多描写流亡经历的诗，而且每次重读的时候都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所以当我后来知道翻译家，诗人孟明开始系统的翻译策兰诗作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某种巨大的享受，当孟明不断地将他翻译的策兰诗作寄给我看的时候，我决定先出版策兰的传记，当然在中国无法出版这本传记，我们是在台湾出版的，因为我们的流亡出版社设在台湾。而有意思的是，因为策兰，我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因为现在出版我的回忆录的德国祖康出版社，也拥有所有策兰作品的版权，出版社给了我版权。
700多页的策兰诗选是由倾向出版社出版。德汉对照，全部是孟明翻译的。
法广：你曾经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艾未未被拘留期间都发出过声音，说明你十分关心中国的现实？
贝岭：因为我自我定位是一个流亡作家，虽然我已经有十三年不能回国了。
这三个人里面，艾未未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熟人，刘晓波曾经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至于莫言，也很有意思，就是在2009年法兰克福的书展上，我们曾经进行过语言上的比较抽象的交锋，因为他们不愿意我和戴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所以对中国的关心对我来说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部分是责任，因为我能够离开中国，最后获得相对的在国外的自由，也是因为我在中国的经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艾未未被关起来的时候，我能够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他被秘密监禁和在台北举办一个展览期间出版了一本他探讨人生经历的书，所以我觉得对作家和艺术家特别的声援，尤其对于因为言论表达被“禁口”或被囚禁的艺术家和作家之我的责任 。
同时我也与2002年主持创办了独立中文笔会，当时叫独立中国作家笔会，所以可以说一部分是我的责任，同时这一切已经和我的人生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我现在能做的部分。
我的一生就是写书，编书和出版书，现在可能要增加一个编文学杂志，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我觉得自己生命里时间也有限，所以就要抓紧自己的生活，当然我也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因为我一个人的能力是力不从心。所以如果我想完成自己生命里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比如最近我们把1990年代编辑的通信录，（当时都是用传真纸，笔写的通信，因为当那时电话的价格很贵），这20多万字的通信也是我们流亡生涯中一个杂志形成过程中很重要的历史资料，慢慢地，我开始觉得要靠回忆和过去累计的材料完成写作和编辑生涯。
感谢贝岭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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